陈伯达入狱的时候，不愿进去，大喊一句: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

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一片矿区的上空响起了一声惊人巨响。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乘坐的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突遭坠毁，机上九人皆遇难，这就是震撼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等人在蒙古国坠机身亡后，北京的陈伯达被迅速押往秦城监狱。

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陈伯达在进入监狱时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高声喊道：“我在阜平可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这一句“呓语”或许救了他的命。

怪人陈伯达

熟悉历史的人无不知晓陈伯达的名字。

在那个特殊年代，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重要人物，拥有“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等诸多称号。

陈伯达，生于1904年的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1937年他来到延安，在陕北公学任教。

随后，他被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随后被提名入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

从那时起，陈伯达便一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职位不断变动。

与陈伯达接触的人普遍认为他有些“怪”，可归纳为八个特点。

第一，无论是冬夏，黑天白天，室内室外，陈伯达始终戴着一顶帽子。

第二，他偏爱住平房，即便是最简陋的茅草屋也比豪华楼房更受欢迎。

第三，他从不询问他人的姓名，除了直系的领导和亲属好友。

每次视察工作时，他仅略知地方负责人的一点信息。

第四，陈伯达始终喜欢使用福建闽南话。

第五，不愿坐沙发。

在开会时，常常命秘书在地上铺一块地毯，便席地而坐。

有一次，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便跟随其后坐到了地上。

第六，陈伯达喜欢自由行动，经常驾驶一辆挂着空军车牌的轿车，出入中央警卫局及各类机密单位。

第七，他讲话时不允许记录。

尽管他的每一句话都须传达贯彻，然而对此，周围的人却感到无奈。

第八，喜欢在半夜秘密突击，常选择休息日的晚上去检查值班人员。

被他逮到的值班人员难逃被训斥的命运。

这样一位被称为“怪人”的陈伯达，反倒成为了毛主席历任秘书中的佼佼者。

若非在1970年8月至9月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或许陈伯达无法落得阶下囚的下场。

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陈伯达

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与林彪频频鼓吹所谓的“天才论”。

庐山会议后，陈伯达于1970年10月18日在北京家中被软禁，而他的秘书和保姆也随之失去了自由。

一年后，即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的当天清晨，刚入眠的陈伯达被几名穿军装的壮汉抓走，迅速驶向昌平区的秦城监狱。

抵达监狱后，模糊的意识中，陈伯达渐渐恢复了一些清醒，他意识到自己身陷险境，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于是才喊出了那句“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

这句“好事”源自战争年代。

1948年3月25日，毛泽东乘车到达山西兴县，受到司令员贺龙的热情接待。

毛泽东看到贺龙一家热情迎接，十分高兴地说：“贺老总，你们这一家的取名可真是一排龙、一排明。”

同年4月10日，毛泽东又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

到达阜平县城南庄后，毛泽东派陈伯达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进行谈判，希望说服斯大林全力支持我党的解放事业。

但斯大林发来加急电报，派出代表米高扬前往河北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因而陈伯达并未前往苏联，而是留在河北。

在阜平县城南庄逗留期间，晋察冀军区的职员刘从文向国民党保密局泄露了毛泽东在阜平的行踪。

国民党随即派出B-25轰炸机试图暗杀毛泽东。

此时我党我军的防空能力薄弱，同志们并不知刘从文早已成为保密局的特务。

当敌机抵达阜平县，警卫员急忙让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正忙于制定作战计划没有在意。

陈伯达听见飞机轰鸣声，立刻冲向毛泽东的住处，沿路询问江青：“毛主席在哪？”

江青答道：“还在屋里，谁都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急匆匆地跑进入院子，大声呼喊：“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然后立刻让毛泽东躲进防空洞。

大家纷纷上前劝说毛泽东赶紧避险，此时毛泽东才意识到敌机已飞抵，于是和大家一起赶往防空洞。

就在毛泽东一行离开小院的瞬间，敌机投下的炸弹正中小院，毛泽东住的房子被震碎，墙体也随之倒塌（这一事件也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有所展现，细节却与真实历史略有差异）。

可以说，若不是陈伯达及时找到了毛泽东并让他前往防空洞，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从未提及此事，始终认为自己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提前为主席规避危险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当他被送往秦城监狱，自知已年老体衰，若被折磨小命必不保，急中生智便道出了在1948年阜平县救过毛泽东的那件“好事”。

这句话被汇报上去，别人对此并不明了，不知陈伯达口中的“好事”究竟为何，但毛泽东心知肚明。

在毛主席的保护下，陈伯达享受到了特殊待遇。

据曾担任秦城监狱副处长的何殿奎回忆，陈伯达时常表现出抑郁，甚至向年轻战士摆架子，对自己的特殊待遇找茬。

何殿奎对其进行说服教育，配合一些必要手段，使得陈伯达收敛了许多。

1976年9月，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公布时，陈伯达在监狱中极力支持“四人帮”，对江青恭维了一番。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伯达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之一，依法被判刑，1981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监狱。

1988年10月，陈伯达正式获释，1989年9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