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一己之力，他让这本期刊的影响因子年增24倍

2009年，一本名为《结晶学报A辑》的学术期刊创造了影响因子增长的奇迹。 在短短一年内，它的影响因子从2.051飙升至49.93 ，排名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自然》杂志。这一惊人增长的背后，是一位名叫乔治·谢尔德里克的晶体学专家和他的“SHELX简史”论文。

乔治·谢尔德里克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也是著名的晶体学软件SHELX的开发者。2008年1月，他在《结晶学报A辑》上发表了 一篇关于SHELX软件发展历史的综述文章 。这篇看似普通的论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被引用了5624次，占该期刊全年总引用数的94.2%。 正是这篇论文的超高引用率，使得《结晶学报A辑》的影响因子在2009年实现了24倍的增长 。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在1960年代创立。它的计算方法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例如，某期刊2010年的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为：IF2010 = （2008-2009年总被引次数 / 2008-2009年总发文量）。

乔治·谢尔德里克的案例揭示了影响因子游戏的一个重要特征：单篇论文的引用次数对期刊整体影响因子的显著影响。然而，这个案例也引发了人们对影响因子评价体系合理性的质疑。

事实上，影响因子游戏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可以被操控的空间。正如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所指出的，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曾被修改过，使得《自然》和《科学》等顶级期刊的排名大幅提升。这种修改是否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映了影响因子体系的不完善。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顶级期刊通过巧妙的策略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因子 。以《自然》和《科学》为例，它们被称为“两栖杂志”，既刊登学术论文，也发表非学术内容。这些期刊通过逐渐减少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从而缩小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母，间接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因子。

另一个常见的策略是大量发表综述文章。综述文章通常比研究论文更容易被引用，因此成为许多期刊提升影响因子的“利器”。例如，《临床肿瘤杂志》就主要依靠两篇综述文章支撑其超高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游戏的盛行，对学术期刊和科研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为学术评价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量化指标，促进了学术期刊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一些不良现象的出现，如期刊为了提高影响因子而牺牲学术质量，学者为了追求高影响因子而忽视真正重要的研究。

更严重的是， 影响因子游戏正在扭曲学术评价的本质 。正如江晓原教授所言：“我们如果一味要求中国科学家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就会使中国的优秀论文大量流失到国外期刊，中国期刊就会因为没有优秀稿件而永无出头之日。”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学术评价的标准 。影响因子作为单一指标，显然无法全面反映学术期刊的真实水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合理的评价体系，既考虑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也要关注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编辑质量、开放获取程度等多个方面。

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过度依赖量化指标的倾向。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推动知识进步，而不应仅仅是为了发表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坚守学术初心，追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作为期刊编辑，应该以推动学科发展为己任，而不是一味追求影响因子；作为评价者，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学者的学术贡献，而不仅仅关注其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游戏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它对学术界的影响深远而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它，但也不能盲目崇拜。唯有保持独立思考，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推动学术进步，实现科学研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