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严打”始末：抓了捕近170万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后，外国的资本和技术迅速涌入国内，虽然这些能活跃经济，推动发展，但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与自由思想却成为了毒瘤，许多年轻人因此受到影响，误入犯罪的深渊，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80年代初。

为了扭转僵化的经济体制，国家决意对国企进行大规模改革，关闭了一些效益不佳的工厂，将资源转向其他领域，活跃市场，提振经济。

由此，部分工人下岗，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他们内心难免产生怨气，时间一久便会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

与此同时，党中央陆续召回下乡的知青们。

其中一部分考入大学，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一部分投身商海，为未来奋战；而剩下的一些人无论考学还是找工作都四处碰壁，心生烦闷，乃至闹事发泄情绪的情况也不少见。

后来，下岗工人与一部分回城青年汇集在一起，在西方自由价值观与帮派团体思想的影响下，自发组织了各种非法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为非作歹。

当时一到晚上，基本没人愿意出门，因为外面充斥着小混混，出行大概率会被勒索甚至抢劫，如果受害人反抗，还可能遭到殴打甚至砍杀。

有些胆大妄为的分子嫌当街抢劫来钱太慢，直接转向入室盗窃，银行与商场这些存放大量现金的地方常成他们的目标，一些企事业单位的财务室也频遭劫掠。

当时企业办社会未取消，各大厂的民兵在夜间巡逻时，都会带枪以防不测，这足以说明当时犯罪的猖獗。

一些犯罪分子在高速公路上设卡“收费”，甚至连国家领导人的车都敢拦，更有甚者，调戏良家妇女不成，恼羞成怒当街杀人。

公安部领导对此非常担忧，如果不及时控制，任罪恶肆意滋生，未来必然引发大麻烦，甚至可能影响国家发展。

不久后，公安部撰写了一份文件，通过国务院办公厅转交到邓公手中。

邓公看到逐年走高的犯罪率，眉头紧锁，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隐患，必须尽快处理。

社会治安状况往往决定了投资环境的好坏，外资若看到中国乱糟糟的，怎敢下决心投资搞建设？我们的改革还能继续吗？经济还能发展吗？随即，邓公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提议由公安部门牵头，“两院”协助，其他暴力部门配合，进行一次大规模“严打”，肃清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和生产环境。

1983年8月，“严打”正式开始。

按照计划，此次行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快刀斩乱麻”，公安部门出动所有警力，对所有触犯法律红线的人实施逮捕。

在此期间，许多不可一世的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的“菜刀队”。

第二阶段是针对个人的“打”、“抚”，执法、司法部门的工作重心转向轻型犯罪，一些小偷、老赖、流氓被当做典型，在公审大会上当众处罚，以威慑其他蠢蠢欲动者。

最后一阶段是普法宣传，提高公众法律意识，防患于未然。

事后统计，从1983年到1986年间，近170万人被送上被告席接受正义的审判，另有数十万未成年人被关进少管所教养。

国内风气为之一清，违法犯罪活动一度销声匿迹，国家趁此机会专注发展，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人民政权由此走向崛起，令世界侧目。

这次“严打”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国家通过一次严厉的、持久的雷霆行动，换来了近10年的安定。

在此期间，人民政权获得了巨大发展，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步入复兴与荣耀。

值得一提的是，之后的数十年间，国家又多次开展“严打”，遏制犯罪滋生，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造了一个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值得我们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