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用药如用兵，孙子兵法与中医的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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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医徐大椿在其著作《医学源流论》中提到“ 用药如用兵论 ”，指出治病和军事有相似之处。

他指出：“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者，必有奇殃。

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 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

疾病就像敌人，药物则是士兵，治病如同打仗。

首先，要了解疾病的病位和病性，也就是辨证的过程，兵法上称之为“知彼”；同时也应了解每味药的药性，就如同将领必须认识自己的士兵，兵法上叫“知己”。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用药，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兵法上称之为“百战不殆”。

中医“望、闻、问、切”所收集的信息即为症状，症状只是表象。

若仅根据症状用药而不进行辨证，就无法真正了解疾病的病位和病性，就像用兵不明敌情，胜算自然降低。

辨证就像破案，症状仅是线索，这些线索有真有假，好的侦探能将片段串联，从而破案件。

同样，在复杂的临床表现中，优秀的医生能抓住关键要点，从而作出准确判断，依据辨证结果选择合适的药方，效果自然如桴鼓。

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称为“君臣佐使”，如同打仗时的调兵遣将、排兵布阵。

简单地说，就是根据病症主次选择适当方药，药物在方中的作用分别称为君、臣、佐、使。

许多人知晓学习中医需要背诵汤头歌诀，但不知其背后原因。

中医方剂是治病的主要手段，虽然处方中的药物数量各有不同，但大多数以“方”的形式存在。

因此，中医称处方过程为“开方”，而非“开药”。

每味中药都有其性味、功效、归经等，构成治病的基础，所谓“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

方剂是在单一药物基础上形成的，由简到繁，药物配伍能增强疗效，随证合药则适应病情变化，也能调和药物的强烈或毒性。

因此，方剂相较于单药、专药的应用，代表了 方剂相较于单药、专药的应用，代表了一个大的进步。 为历代医家长期应用证明有效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整体辨证思维。

有人认为中医的复方使用是对药物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不清晰，实际上，这应由中医学理论决定。

或许大家会发现，尽管如今西医学在药物有效成分方面越来越明确，但各种药物组合的复杂性却在加剧。

有朋友告知我，他一餐需服用约30颗 有朋友告知我，他一餐需服用约30颗药片 调脂药、2 3颗降糖药和2 3颗抗血小板聚集药......此外还有保肝药、护胃药等。

尽管药物服用后指标趋近正常，然而他却整日感到晕乎乎的，难以正常工作。

他甚至表示，服药的感觉比生病还要难受！
这样的病例越来越多，导致患者和医生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这至少传达了一个道理：人体是一个整体，仅凭“有效成分”无法真正解决“人”的问题。

再者，西药的结合与中药的配伍截然不同，前者只是针对相克原理进行叠加，后者则依据“理”、“法”进行药方选择。

中医将“方”称为“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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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为“君臣佐使” ，仿佛战斗时的兵力调动，准确定向。

所谓君药是处方中主要的药物，是不可或缺的；臣药和佐药则是针对君药的辅助；使药则负责协调方中诸药，各有分工。

例如，治疗脾胃气虚的“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等四味药组成，其主要功效是补益脾气，因此人参为君药。

白术可以健脾燥湿但补气能力较弱，因此为臣药；而茯苓则有渗湿健脾安神的效果，能够增强健脾作用，因此为佐药。

甘草则兼具调和作用，对君药的补气能力起到协调作用，因此为使药。

可见同一方中不同药物的功能与地位千差万别。

而同一药物在不同方中的作用也可能出现变化。

比如，在大多数方剂中甘草作为使药，主要调和诸药；但在“炙甘草汤”中，甘草则为君药，发挥甘温益气、缓解急症之功效。

因此，中医方剂展现的是整体性功能，不是个别药物功能的简单叠加。

中医治病原则在于“调整阴阳，以平为期”，侧重疾病的病因和机理，对应“证”而制定的“治则治法”，再据此选择合适方药，以期治疗成功。

简而言之，有是证用是方，有是方用是药，注重法要对证，法与方需一致。

有了方之后就形成了“阵”，并应依据形势发展不断调整阵容。

所以，中医看病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处方中的药物也应随病情变化不断增减，有时还需“投石问路”以求得反馈，这与兵法中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相同。

我记得李可老中医在治疗阴寒内盛的假阳证患者时，曾叮嘱其将熬好的四逆汤冷藏后再饮用，认为冰镇的四逆汤到达中焦后将发挥热的效果，难道不正是兵法所言的“瞒天过海”？
然而，有些中医师在治病时却不讲理法与君臣佐使，只言“药理作用”、“有效成分”，听起来似乎乍看严谨，实际上那已不再是中药，至少不是一个真正中医心目中的中药！
有一种常用的“中成药”，说明书上标称“清热解毒”，主治“风热感冒”，理由是清热解毒药能抗病毒，而感冒则由病毒引起。

显然，言之不符，竟能畅销全国！类似的案例愈见增多，实在是个遗憾！
药物治疗疾病，是利用药性之偏来纠正病性之偏，调理脏腑功能，平衡阴阳，使其恢复 equilibrium。

清初名医徐大椿所著《医学源流论》中特别提到“用药如用兵”，再如清代兵学家邓廷罗在《兵镜备考》中所言“救乱如救病，用兵犹用药”，无疑表明中医用药与军事哲学有着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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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提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成为历代兵家的至理名言。

医家治病如同兵家用兵，用药与用兵原理相同。

所谓用药如用兵，意在医家施治需要了解药性，合理用之则能迅速消除疾病，如同兵家用兵，严谨应对则能胜利。

如果医家对药性不熟悉，用药不当，结果不仅未能驱病，反而会伤害正气，甚至延误性命；如同兵家用兵不当，非但无胜利，反而会损失战斗力，败于敌手。

历代兵家常胜者必定擅用兵，而历代医家也必须善于用药。

已故的著名医家施今墨先生在用药方面颇具创新，施先生常常将两种药物相结合，称之为“对药”。

合理的配伍常能产生奇妙功效。

例如，单用黄芩可清肺胃热，配以白术则成为保胎良药，结合半夏则能抑“胃酸”。

单味药在巧妙配伍后，超越其本身的效果，展现了配伍用药的重要性。

类似的例子还有桔梗和枳壳的搭配，一升一降，共同调理气机；苍术和元参的组合，一干一润，一散一收，值得用于治疗消渴和降血糖等。

此类实例屡见不鲜，数不胜数。

古代亦存在诸多针对药物配伍的实例。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的桂枝汤中，桂枝与白芍搭配，一阳一阴，表里相应，散收相合，以调和营卫；生姜与大枣则同步调和营卫与保胃气，其选择药物之精准，方剂之巧妙，实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例子充分表明，熟悉药性和合理组方之重要性，临床医生万万不可忽视，以此基础才能在治疗中得心应手，如同兵家掌握兵法，心中自有万千兵力，自然能调兵遣将、策划战略、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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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某一部分是取胜的有效策略。

《孙子兵法》屡次阐述集中兵力的优势。

《孙子兵法•虚实篇》讲道，双方对峙时，应使“我专而敌分。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以众击寡便能造成明显优势，快速取得胜利。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指出：“为兵之事，在于顺（通慎）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孙子在这里强调，谨慎观察敌军动向，集中兵力攻击敌军致命点，便有可能轻松取得胜利。

类似地，在治疗疾病时，确诊病情后，需集中药物及其他治疗措施，专注治疗疾病的关键领域，以形成对疾病的强大优势。

这样“以众击寡”、“并敌一向”可实现“巧能成事”，从而治愈疾病。

为了顺利地击败敌人，战争往往需要创造有利的局面。

《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确定作战方案后，“乃为之势，以佐其外。”意指要据自身利益，实施合适措施，例如调动军队、准备武器、占领制高点、开展外交活动等。

《孙子兵法•势篇》又进一步阐述：“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形成的态势应险峻以产生强大冲击力；攻势节拍则要快，使敌人无法喘息。

在治疗过程中亦需创造“势险节短”的有利局面，以便迅速治愈病痛，不能让邪气深入，加重病情。

《孙子兵法•火攻篇》在用兵方面明确了三条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意指没有利益可占不轻易出兵；没有胜算不动武；不到危急关头则不应与敌人交战。

因为出动军队与敌交战，会导致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务必要在对己有利并必胜、或在危急情况下才采取行动。

同理，所有药物都有一定的毒性，这也是古人称药物为“毒药”的原因。

因此，只有在确需时才用药，并且应尽量选用毒性小的药物，以降低副作用。

此外，中医也十分注意心理治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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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应该告知患者疾病的危害性，以引起治疗重视。

让患者明白疾病是可治愈的，使其愿意与医生合作，并清楚具体的措施和调养方法，缓解其消极心态。

如“人之情，莫不恶死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师传》）
若病人过于紧张和忧虑，抵抗力便会降低，病情也会加重。

鼓励患者维持乐观心态，与病症抗争，药物就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让病体迅速康复。

军事思想同样注重心理因素，士气和决心在战争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孙子兵法》非常强调“治气”、“治心”。

《孙子兵法•军争篇》指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古代军事思想也对中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因此，熟悉一定的兵家思想帮助理解中医理论，指导治病尤为重要。

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能将兵法与中医理论有机结合，提升防治疾病的水平，并为治愈疑难病证，增进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