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行者除了玄奘和张骞还有谁？

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群鲜为人知的西行者，他们虽然不如张骞、玄奘那样家喻户晓，却同样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被历史遗忘的探险家和旅行家的世界。

甘英出使罗马受阻引发千年争议

公元97年，东汉外交家班超派遣副手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这是古代中国人最远的一次西行探险。然而，甘英一行到达波斯湾后，却未能继续西行，最终失望而归。这一事件引发了后世的千年争议。

有人指责甘英缺乏勇气，如康有为就认为甘英胆小怕死，缺乏探险家的精神。但更多人认为，甘英“望海止步”是因为受到了安息商人的欺骗。这些商人为了维护自己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地位，编造了波斯湾凶险的谎言，导致甘英一行无法继续前行。

尽管甘英未能完成出使罗马的任务，但他开辟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西行路线，为后世的探险者铺平了道路。

法显西行求法开创中国僧人赴印先河

比玄奘早两百多年，东晋僧人法显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西行之旅。公元400年，65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途经西域到达印度，游历了30多个国家，最终带回了大量佛教经典。他撰写的《佛国记》详细记录了沿途见闻，成为研究古代印度和中亚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法显的西行不仅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为后世的僧人赴印求法开辟了道路。他的勇气和毅力，堪比后世的玄奘。

杜环意外流落非洲成中非交流先驱

公元751年，唐朝在怛罗斯之战中战败，许多士兵沦为俘虏，杜环就是其中之一。在被俘期间，杜环游历了阿拉伯帝国的广阔地区，包括非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到达非洲并有记录的人。

762年，杜环回到中国，写下了《经行记》，详细记载了阿拉伯和拜占庭的风土人情。这本书成为中国传统史书研究这两个地区的重要资料，为中非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汪大渊远航澳洲开创中国航海新纪元

元朝时期，民间航海家汪大渊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海外航行。1330年，他从泉州出发，经过南海、印度洋，一直到达地中海和摩洛哥。1337年，他再次出海，最远到达了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个到达澳大利亚的中国人。

汪大渊的航行范围比后来的郑和还要广阔，涉及220个地区和国家。他撰写的《岛夷志略》详细记录了沿途见闻，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引起轰动，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这些被历史遗忘的西行者，虽然没有像张骞、玄奘那样名垂青史，但他们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长河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发掘和铭记的人物。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探险家和旅行家，共同谱写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