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宦官居然拥有如许家财，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了什么程度！

大明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太监，明神宗朱翊钧之“大伴”——冯保。
冯保是隆庆和万历年间最著名的宦官 ，也是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的重要政治盟友。

冯保跟随神宗的登基到达了宦官生涯的巅峰 ，也因张居正的逝世而被发配南京郁郁而终。
他为了自己的权力驱逐了高拱，也协助张居正推行新政；他贪恋名誉财富奢靡无度，同时也替李太后管教年幼的神宗。
冯保是明代皇权衰弱下宦官的极致代表 。
他依靠司礼监和东厂，在万历初年自成体系，既不完全依附皇权，也不肆意打压朝臣，与王振时代的为君揽权和魏忠贤时代的重整朝堂有所不同，成为了一股独立的中坚力量。

按部就班

冯保在嘉靖十五年进入内书堂。
三年内书堂的学习，冯保表现不错，毕业后被选入司礼监成为抄写员。
这个起点在明代宦官中算是相对较高的。

嘉靖三十二年，冯保在文书房工作，一干就是七年。
文书房是司礼监下属机构，负责协助司礼监处理政务，可以理解为司礼监的秘书处。

冯保是明代少有的文化素养较高的宦官，这与其在内书堂和文书房的经历密切相关。
明代中期以后，宫中内书堂的老师，都是从翰林院选出来的。
当年严嵩就曾担任过内书堂的老师。
这些人最差也是二甲进士，一个个都是饱学之士，所以内书堂小黄门的授课老师，可以算是当时大明最顶尖的师资力量。

而内书堂与文书房都有藏书，得益于司礼监的滔天权势，其所藏图书丰富，各种孤本珍籍，一应俱全。
与公文常年打交道，谁要说冯保不学无术，估计没人会信。

冯保后来在万历年间，与张居正一道为年幼的神宗刊印教材，神宗上课时也陪侍在旁。
据说冯保还在《清明上河图》上题跋，这得对自己才学自信到什么程度才能做这种事？比如清代的乾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接着说，到了嘉靖三十九年，冯保已经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了。

嘉靖朝是皇帝与朝臣神仙打架的年代，这段时间司礼监的作用非常隐性。
冯保能从一个小黄门成长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是凭借能力和资历努力得到的。

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朱厚熜驾崩，明穆宗朱载坖登基，改年号为隆庆。

注意到隆庆年间，冯保就已经和太子朱翊钧（即明神宗万历帝）走得非常近了。
而隆庆元年，冯保被提拔为御马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太监。
御马监当时与兵部共掌朝廷兵务，东厂的威势也毋庸多言。

一般而言，提督东厂的权力多由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掌握，少有由十二监其他掌印太监掌控的情况。
这一规矩在嘉靖年被打破，但穆宗一上来就给了冯保这一权力，再联想冯保与东宫的亲近，可以确定在嘉靖年间，冯保与当时的裕王朱载坖私下关系密切。

冯保后来能够获得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巨大信任，与嘉靖年间的这段友谊不无关系。

即使是提督东厂，掌控御马监，冯保仍然未至宦官巅峰。
大明司礼监掌印太监，才是大明真正的宦官第一人，直到隆庆六年。

三足鼎立

隆庆六年，穆宗驾崩，明神宗朱翊钧登基。
这一年，神宗仅十岁，主少国疑。
当时的内阁首辅是高拱，次辅是张居正。
穆宗托孤时，遗诏中除了写明高拱等人为顾命大臣外，还特别提到了“司礼监”三个字。
这三个字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浪花。

高拱说，从来没听说过让太监做顾命大臣的。
后来在病榻上，他写道穆宗的遗诏被冯保动过手脚，是矫诏。

矫诏这件事，确有争议。
内阁会先拟定政务方案，再送进司礼监由皇帝批阅，名为“票拟”。
司礼监有时会在皇帝授意下代为“批红”，行使最高决策权。
而结果究竟几分是皇帝的意思，几分是司礼监宦官的意见，很难说清。

遇到皇帝口谕，由司礼监负责传达时，很多内容可能会在宦官的传达中发生变化。
比如改变语气或动词。
高拱说冯保矫诏，说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说冯保如何拿白纸忽悠皇帝，如何与张居正一起欺瞒他。

但考虑到高拱与冯保、张居正的私人恩怨，我对矫诏的真实性存疑。
加上万历年和晚明时期很多朝议，都没有提到矫诏之事，我认为穆宗确实在遗诏中抬高司礼监的权重。

穆宗的动机很简单：儿子年幼不能主政，妻子李氏也无法驾驭群臣。
虽然高拱忠心耿耿，但总没有宦官用得放心。
用宦官制衡朝臣，直到儿子亲政。

高拱的多虑并非没有原因。
神宗的谕旨下来了：冯保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太监。
此时的司礼监就是冯保，宦官真的成了顾命大臣。

冯保与高拱的矛盾由来已久 。
隆庆年间，冯保两次冲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机会，都因高拱的缘故而错失。
如果说第一次高拱推出的人选资历比冯保老，冯保无话可说，那么第二次高拱的人选，明显是针对冯保。

冯保掌管司礼监，使得二人的矛盾彻底激化 。
他发起攻势，指使言官弹劾司礼监与冯保，要求在皇帝年幼时收回司礼监的“批红”权，由内阁主导所有政务。

高拱从朝廷角度出发，想避免宦官专权现象，交予专业朝臣管理无可厚非。
但高拱犯了致命错误：皇族还在。

李太后生母李氏看来，高拱这是夺权行为。
票拟权在内阁，施政权在六部，现在连批红权都要拿走，大明朝到底姓朱还是姓高？

冯保明白李太后的顾虑，张居正也明白，他们同时看到其中的契机。
于是冯保搭台，李太后唱戏，张居正拱火，以高拱不敬和谋立藩王的罪名，驱逐高拱出京。

谋立藩王是笑话，但夺权无异于谋反。
要不是李太后和张居正念及昔日情谊，冯保的“除恶务尽”足以让高拱永不出来。

于是，万历初年冯保为首的宦官集团，张居正为首的朝臣，李太后为首的皇族，三方之势已成，为年幼的神宗保驾护航。
三角关系最稳定。

过河拆桥

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冯保的事迹显得平淡。
他已经是大明宦官第一人，权势熏天。
一方面照顾李太后与小皇帝，与张居正密切配合，协助推行新政。

我们来说说他们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奇怪，冯保虽然身任要职，但为什么抬高到与李太后、张居正平等的地位。
冯保毕竟只是皇家的家奴，而张居正这样的外臣受制于权势可以理解，为何李太后如此看重冯保？

李太后认为，冯保是她联系外朝、制衡朝臣的重要手段。
李氏出身平民，裕王郁郁不得志，公公不喜欢裕王一家，李氏一直默默尽着一个女人的义务。

从父、从夫、从子。
她没有张太后眼光手腕，也没有永乐时期孙太后的狠辣，只能做自己认定对的事，并坚持不懈。

她需要张居正主政，让大明正常运转，也需要冯保主内，照顾母子生活，并时不时“提点”张居正。

冯保做得出色，让人放心。
冯保早在嘉靖年间就与裕王府有交情，隆庆年更是成为了太子的近侍。
双方有传统友谊。

冯保良好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不会因为智谋而干政；他自幼入宫的履历，也代表着他对大明皇室绝对忠诚。
他对内宫的管理也配合李氏，约束神宗。

冯保是李太后最好的选择。
对张居正来说，处理与冯保的关系，他只有三个选择：打压，吸纳，成为盟友。

打压不现实，张居正可以打掉冯保，但司礼监依旧存在；吸纳冯保，那与高拱收回权力无异，皇家怎么可能允许。

所以成为盟友是唯一选择。
毕竟万历初年，冯保只需对李太后负责，幼年皇帝也无集权亲政的念头，冯保无外朝动机，张居正可以全力施为。

冯保、张居正、李太后的三角关系，是建立在皇权弱小基础上的，这观点现在仍然成立。
但所有人忽视了年幼的神宗。

神宗可能因为冯保的监视网和小报告忌惮冯保，但不会将冯保与张居正、李太后等同看待。
神宗后来亲政，选择自己与朝臣对抗，也不扶持宦官表现出他对冯保的认知： 冯保只是家奴 。

于是，每次因冯保打报告受罚的神宗，都将怨气撒在冯保身上。
我们看到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神宗多次将蘸满墨水的笔扔给冯保，以示不满。

当他亲政后收到弹劾冯保的奏疏时，神宗说：我等了这封奏疏很久了。

冯保毫无察觉，只觉得尽职照顾年幼君主，替皇太后约束其贪玩与意气，期望日后神宗成为明君时会体恤他的良苦用心。

但他等来的，只是神宗一道发配南京的圣旨。

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仅半年后，冯保被贬为奉御，全家削去官职。
万历十一年，冯保在南京病逝。

最终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欺君蠹国，本应极刑，姑念有微功，发往南京闲住。
冯保被软禁南京孝陵，死后葬于附近，财产被没收 。
皇帝撤去恩典，抄家是必然之事，财产虽不如传言骇人，却也相当可观。
万历皇帝对此既喜且怒：当时皇弟潞王成婚在即，这批珠玉珍宝正好能用；但一个宦官居然拥有如此家财，天子的权势到底旁落到了什么地步！

——引自《万历十五年》黄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