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朱总理公开点名“刘积斌跟我吵架”，刘积斌后来怎么样了？

朱镕基总理以作风强硬、行动果断闻名，但有一位勇敢的同志敢于与他“吵架”。

他们争论激烈，最后在其他同志的劝解下才得以分开。

这位“无畏”的同志名叫刘积斌，当时是财政部的高级官员。

刘积斌，山东人，年轻时曾就读于北航，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工作。

因表现优秀，他多次获得提拔，到80年代，他已是工厂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处级。

1985年，他被调到航工部锻炼，3年后进入财政部，负责证券和金融工作。

当时，新中国的国债刚恢复发行，党中央每个季度都会给各省分配一定数量的债券，较富裕的省份会多承担当量，经济欠佳的省份则相对少一些。

后来，国务院决定推动国债市场化，将国债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行销售，摊派制被取消，改为发行机构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批量出售，银行再零售给个人或者集体。

1991年，第一届国债承销大会在北京召开，包括五大商业银行在内的多家中介机构争相购买，掀起了一阵抢购热潮。

1992年，这个比例上升至9成，1993年更是供不应求。

朱镕基总理见状，决定将国债利率与市场行情挂钩。

市场好时，利率高，国债收益率上升；市场不景气时，利率降低，收益也相应减少。

朱镕基认为，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国债市场化后，利率总体会有所上升，这样更能吸引公众购买。

但是，刘积斌坚决反对，他径直来到朱镕基总理的办公室，请求收回成命。

然而，总理不肯退让，直言如果国债利率一直低于银行利率，那么买国债就没有意义，不如去银行存定期。

刘积斌则认为，搞市场化未必会使利率上升。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英美等国已有完善的监督体系，足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而中国的金融制度尚有许多不足。

如果国债利率过高，将有人唯利是图，胡作非为，这将对金融秩序造成严重扰乱，国家也会蒙受巨大损失。

其他同志连忙劝解，缓和了两人的紧张情绪。

最终，两人各退一步，朱镕基总理同意国债利率仍由国务院划定，而刘积斌则同意适当放宽利率空间，给予总理更大的裁量权。

之后的一段时间，刘积斌继续推动国债改革，将国债的购售权下放到各银行，老百姓无需再去专门的证券中心交易，随时可以到银行凭票兑换现金，大大减少了麻烦。

到了1996年，国债体系基本稳定，由单一品类转变为多品类，公众可根据需要选择购买，债券交易也不再复杂，随时可以通过电脑买入或抛售。

朱镕基总理对此非常欣赏，认为刘积斌不仅能力出众，还敢于说真话，不搞阿谀奉承，实属难得。

不久后，朱镕基总理将刘积斌调到国防科工委，职级为正部。

刘上任后，立即对军工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整编合并成立了10个军工公司，由国家控股并实行市场化管理。

很快，这些措施就见到了成效，军工单位从低迷走向兴盛，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为国家带来大量收益。

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提到刘积斌，并讲述了两人当初为国债吵架的事情。

当然，总理不是要“秋后算账”，而是借此勉励大家说真话，实事求是地汇报情况。

尽管自己脾气急，但明事理，不会因政见不同而挟私报复。

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那就是好同志！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才刚摸索出一些门道，需要循序渐进、脚踏实地，绝不能急于求成。

因此，刘积斌当时的担忧是完全正确的，小心驶得万年船。

自1996年国债框架奠定后一直沿用至今，其稳定性吸引了无数人追捧。

国债一上线便被抢购一空，成为最受欢迎的理财产品之一，也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