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特务被捕，他说：我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1955年，上海公安局逮捕了一名“特务”。

在审讯过程中，这名“特务”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令审讯人员非常震惊，迅速上报。

他说：

我曾经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一个“特务”为何会抚养毛主席的孩子呢？这个特务究竟是谁？

这名被上海公安抓捕的“特务”名叫董健吾，他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个赫赫有名的红色特工。

董健吾出生于上海青浦，董家并不普通，祖父曾在前清担任过县令，祖母家则是上海滩有影响力的船业大亨。

董健吾自小就读于教会学校，他的祖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小学时，他在苏州基督教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神学。

董健吾的同学中有许多后来的民国名人，比如宋子文、顾维钧等。

他大学毕业后还在神学院继续进修了两年，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牧师。

然而，成为牧师的身份对董健吾而言只是一种表象，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完全沉迷于宗教，反而对社会正义充满热情，同情贫苦大众，并积极参与五四运动。

受五四爱国精神的影响，董健吾逐渐坚定了他的爱国信念。

在五卅惨案期间，他曾在圣约翰大学带头降下美国国旗，升起中国国旗。

1927年，老同学浦化人邀请董健吾来到西安担任牧师，而浦化人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冯玉祥军官学校的校长。

董健吾由此结识了冯玉祥，并成为了他的随军牧师及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同时也是冯的私人秘书。

在这段日子里，董健吾对红色信仰的理解愈加深入，也在内心里坚定了他未来的人生选择。

1928年，董健吾在浦化人与刘伯坚的介绍下秘密入党。

他入党后，利用自己的身份在西北军中传播红色思想，成为一名红色牧师。

1929年初，董健吾返回上海，加入了中央特科，成为我党秘密工作的一员。

在当时革命形势艰难的背景下，许多同志的孩子不得不与父母分开。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董健吾依据组织的指示，利用牧师的身份在上海开办了幼儿园**“大同幼稚园”**。

这所幼儿园秘密收养了不少流亡革命者的子女及烈士的遗孤，董健吾担任园长，保育员有李立三和恽代英的妻子。

董健吾还请宋庆龄女士为幼儿园书写牌匾，以防幼儿园受到敌人打扰。

失去母亲的毛岸英和弟弟们被叔叔毛泽民接到上海。

在组织安排下，毛岸英三兄弟入驻董健吾开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接受抚养。

尽管时局动荡，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捕革命者，但毛岸英兄弟三人在大同幼稚园度过了相对平静的日子。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这一事件给组织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为了保护幼稚园的师生安全，
1932年3月，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

解散后，家长的孩子都由家长领回，而没有家长的孩子则被安排寄养在可信的家庭。

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最终被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带回家抚养。

在董家生活了半年后，由于董家离巡捕房较近，存在安全隐患， 并且董健吾的岳母不太愿意照顾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于是，毛岸英兄弟俩又被转移到了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

组织每月给黄慧光赐予生活费，董健吾也时常给予支持。

黄慧光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自己还有四个孩子，毛氏兄弟的到来让她不得不照顾六个孩子。

起初，黄家还有组织提供的生活费维持生计，但局势动荡后， 这一经济援助也随之中断。

失去经济来源后，黄慧光对毛岸英兄弟的态度逐渐转变。

她开始要求他们上街卖报纸，以此补贴家用。

随着黄家的生活愈发艰难，对毛岸英兄弟的冷落愈发严重。

毛岸英觉得留在黄家毫无意义，于是便带着弟弟开始了流浪生活。

此时，董健吾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经济情况陷入窘迫，无法照顾毛岸英兄弟。

直到1936年，董健吾与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并通过张学良的关系，安排毛岸英兄弟前往苏联留学，才使他们恢复了正常稳定的生活。

在秘密工作期间，董健吾除了抚养毛岸英兄弟外，还参与消灭叛徒白鑫的行动，担任宋庆龄和我党的联络员，为革命事业贡献良多。

著名作品《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是通过董健吾（当时化名王牧师）的安排，顺利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普通战士，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红军。

抗战爆发后，与董健吾保持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前往香港，董健吾再次与组织失去联系，他如同断线的风筝，在动荡中艰难挣扎。

解放后，董健吾曾写信给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但因故未能见面。

董健吾愤而收回这封信。

1955年，董健吾因“潘汉年”案被捕，经过审查后被无罪释放，但他拒绝了组织安排的职务，选择在上海以推拿为生。

1960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表达希望见到当年的王牧师，但当时无人知晓王牧师的真正身份，直到周总理过问， 才了解王牧师正是董健吾。

1961年，陈赓前往上海寻找董健吾。

根据毛主席与中央的指示，董健吾被任命为上海人民政府参事。

陈赓问董健吾， “你知道我在国防部，为什么不来找我？怎么也没写信？”

董健吾半开玩笑地答道， “怕你官做大了，高攀不上。”

这句玩笑背后，隐藏的是董健吾对于岁月的诸多感慨。

在十年动乱期间，董健吾被打倒并遭受迫害。

1970年，董健吾因病去世，临终前他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1979年，董健吾获得平反，他的革命事迹也因此得到更多人的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