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春桥自己掏腰包买茅台酒请客，庆祝了一番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春桥主要担任上海的宣传工作，曾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及市委书记处担任过多项职务。

1965年，他在上海组织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支持姚文元创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也标志着十年特殊时期的开始。

1966年，随着十年特殊时期的展开，张春桥与前往安亭闹事的王洪文联合，1977年1月，他在上海发起了“一月风暴”，成功掌控了上海市委。

2月，他更是成为了上海市革委会主任，成为该市的主要领导。

在十年的特殊时期中，张春桥大多数时间在北京工作，并与军队高层干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逐渐产生了矛盾。

在1969年召开的“九大”中，他尽管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但由于军方干部的抵制，其票数也比全票少了十几票。

双方的矛盾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中达到了高峰。

会议本应讨论康生提出的宪法草案及经济工作报告，但8月24日，会议后期因吴法宪提议开始讨论林彪的发言，分组讨论后，张春桥成为主要攻讦对象。

这种局面是因为在之前的讨论中，张春桥与吴法宪、陈伯达等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张春桥坚定反对“天才论”。

这一争论甚至在庐山会议上继续发酵，最终导致张春桥受到严厉批评。

然而，会议的风向很快逆转，毛主席也对“天才论”表示反对，因此陈伯达与吴法宪等人遭到了批评，陈伯达甚至被软禁，直到后来的审查决定出台，其后他被囚禁，待到八十年代才得以保外就医。

关于张春桥，他在庐山会议上遭到猛烈攻击，虽然未受到正式处分，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丝恐惧，因此特别给妻子文静写了一封隐晦的信，叮嘱她：“如果发生问题，一切从简，不要惊动什么人。”

张春桥正为将来做着准备，却未曾料到，1971年9月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深感振奋，心中的忧虑也随之减轻。

为了庆祝这一事件，他特意自掏腰包购买茅台酒，邀请参会人员共享一杯。

客观来看，张春桥平日生活相对节省，与王洪文极不相同，他对饮食并没有过多要求，通常在食堂用餐，几乎不饮酒。

而在情势特殊的情况下，他自掏腰包请客，显得尤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