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侵华的罪魁祸首近卫文麿，铁证如山，却为何不是甲级战犯？

日本侵华一幕 在全面侵华战争的责任划分上，普遍认为天皇和军部负有重大责任，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是日本的大名门，与天皇家关系深厚 ，是五摄家之一的近卫家家主。
他 在全面侵华战争中三次担任首相 ，可以说是推动日军全面侵华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
一、近卫的优势 二二六兵变之后上台的广田弘毅（东京审判中被绞死的唯一文官）和林铣十郎虽对军队言听计从，但却无力处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日本急需一个强人政府来主导政治。
此时，军部、元老重臣、财阀、官僚、政党都将目光投向了贵族政治家近卫文麿。
通过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正式就任首相 ，开始主导日本政治。
近卫文麿 近卫当选首相有其独特的优势。
首先是出身极高。
近卫家是封建时代天皇朝廷下最高官职摄关的世袭家族之一（统称“五摄家”，即藤原摄关家族的五个支族，此五家有资格担任朝廷最高官职关白、摄政、太政大臣等），家族地位极高、历史悠久。
即便是在近代四民平等之后，近卫家依旧是明治维新后五等爵位中最高的公爵，其高贵的政治地位足以震慑四方。
其次，近卫文麿的父亲近卫笃麿是贵族院议长，组建过多个政党，长期混迹于政治圈中，所以他们一家对近代政治相当熟悉，且对政党、财界、官僚有很大影响力。
第三，近卫家凭借高贵的出身，能够轻松影响天皇，赢得天皇的支持。
近卫内阁合影 就这样，能够满足军部、政党、皇宫等多方需求的他当选为乱局中的首相。
在全面侵华战争前、战争中，三次任职首相的他实际上制定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决策。
二、七七事变扩大战争是近卫的责任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侵华行为固然是其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但日本有其固有的弱点，即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力资源有限，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大财阀垄断，农民生活长期贫困，这一切共同制约了日本所能支持的战争规模。
因此，无论是第一次侵台、甲午战争，还是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日本始终不敢发动全面战争，总是以局部胜利带动整体，逼使中国屈服。
可正是近卫文麿的上台，使得日本的野心骤然膨胀，打起了全面战争的计划。
卢沟桥事变 按照《近卫手记》的说法：“当时中日 按照《近卫手记》的说法：“当时中日间已经到了非武力解决不可的程度” 七七事变爆发，近卫立即采取了对应措施 ，他指示必须确保平津地区在日本掌控下。
7月11日，近卫内阁决定立即向华北增派7个师团，并称内阁在华北问题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
近卫掌控的日本国策研究团体昭和研究会也向内阁提交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法》的报告，中心思想就是为了瓦解抗战的主要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
这一提议展示了近卫等人“目光长远”，早在七七事变初期，他们就已计划侵占华中地区。
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日军在中国关内的兵力达24个师团，100余万人。
七七事变遗址 三、第一次近卫声明 为配合军方的战争进度，作为政府首脑的近卫也展开了外交部署，主要对华外交就是三次公开声明。
这三次声明成为近卫作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总指挥的铁证之一。
1938年1月的御前会议上，近卫政府提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 ，决定“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潜台词就是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日本要尽一切手段逼中国屈服，直到实现目的才结束战争。
“伪满洲国”旧址 实际上，负责军事的陆军参谋本部对这种无休止的战争感到厌倦，明确拒绝了政府提出的《方针》。
由于中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使得日军深陷战争泥潭，前线会战虽可击败中国军队，但无法消灭主力，后方的中国游击队不断在占领区活动，日本应对不暇。
这样分散实力不利于对苏作战（此时未决定南下还是北上）。
因此，日本陆军坚决反对长期对华作战。
对参谋本部的“懦弱”，近卫深感厌烦。
他说道：“参谋本部实在太软弱！”（原田熊雄《古园寺公与政局》）。
政府和陆军在结束对华战争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致使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预言，“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那么不是参谋本部辞职，便是政府辞职”（《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经过多次磋商，陆军最终在保留《方针》大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局部文字修改，同意了方案。
当晚，近卫将最终妥协案呈交天皇，天皇同意。
1938年1月16日，日本对华公布了第一次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
声明核心称：“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兴政权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意思是日本不承认国民政府为正统政权，而期待支持一个新的政府与日本合作。
南京国民政府 这份声明对中国来说极度屈辱，因为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居然不被日本承认，并威胁支持一个新的“新兴”政府，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实际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相当于对中国的宣战。
声明并未吓倒中国（当然有迹象表明汪精卫对此动心），反而坚定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决心，使日军侵华更加艰难。
甚至日本内部都说：“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绝望境地，与日军激战。”（《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为弥补损失，5月，近卫将责任推给外相广田弘毅，免职后任命宇垣一成为外相，继续对华谈判勒索。
四、后续的近卫声明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蒋介石迁都重庆继续抵抗，国共合作未瓦解，中国军队主力未被歼灭，日本深陷战争泥潭更明显。
妄图快速结束中国战争不可能，日本又回到政治诱降。
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
声明以断言蒋介石政府沦为地方割据政权开始，若蒋愿“悔改”，反共防共，日、“满”、华“三国”共建“东亚新秩序”，依旧以中国承认东北分裂为前提，要求中国帮助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
最高战果是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叛逃。
《建军大业》中的汪精卫 对汪精卫的投诚，近卫迅速回应。
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仍以诱降蒋介石为主，未达目的。
五、加速日本国内法西斯化 近卫对外推行帝国主义，在国内则加速法西斯化。
1939年围绕加入轴心国问题，日本高层争论不休 ，近卫坚定主张加入。
行政上，日本建立寡头五相制度，即首、外、藏、陆、海五相制定国策，其他内阁成员不能干预；设立企划院，调配物资集中军需；设立极右翼大政翼赞会，取代资产阶级政党议会，实现独裁统治。
东京审判 为推动总体战，近卫制定《总动员法》，推动国民经济军事化，促进大垄断企业发展，忽视中小企业，甚至鼓励兼并。
思想上，鼓励国民吃“国旗便当”——一层白米饭中放红酸梅或红姜，既节省资源又培养爱国热情；设立奉公日，义务劳动支援前线；设立产业报国会，加紧生产；严控出版物，强化审查，不允许西方宣传民主自由的刊物发行。
以近卫为开端，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严密的法西斯恐怖统治逐步建立。
尽管战争期间，近卫的首相位置被东条英机取代，但东条内阁继承了近卫内阁的一系列政策，内阁更替只是换汤不换药，因此近卫是战争罪魁之一。
供奉战犯的日本靖国神社 小白说 战败后，盟军开始对法西斯分子整肃。
12月6日，美军发出对近卫文麿的逮捕令。
12月16日清晨，近卫畏罪自杀。
大量事实表明，近卫实际上是策划日本全面侵华的罪魁祸首之一。
由于未登上东京审判的审判席，名气不如七名甲级战犯，以至于近卫的“名声”被东条英机、谷寿夫等人盖过，但其罪行，历史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