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47周年纪念日，特以此文缅怀伟大的周恩来总理。

著名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评价周总理：“他或许是当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有着极大的自我克制力，而且很敏锐，能忍耐，有远见。”
确实，周总理以其广博的胸怀、非凡的才能和卓越的品德，赢得了全球的尊敬与爱戴。

有人这样评价他：“中华民族作为最好的美德，都在周恩来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下面，我们来看看周总理的仁爱、义举、智慧和勇气。

周总理的大仁

何谓“仁”？儒家说：“仁者，爱人也。”墨家说：“仁者，仁爱也。”
古往今来，“仁”的人不少，但若说到“大仁”，能做到的就不多了。

所谓“大仁”，即是在“仁”的基础上，具备广阔的历史视野与现实深度，对更广泛的人群拥有仁心。

周总理的“大仁”体现在中华民族存亡攸关的“两弹一星”工程上。

二战末期，美国首次在日本使用原子弹，从此揭开了“核讹诈”的序幕，特别是新生的中国，更是受到不断的核威胁。

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代表的领导集体，早已意识到核武器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周总理曾说：“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新中国刚成立，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各种技术条件更是谈不上，怎么研究核武器？因此，很多同志对研究“两弹一星”有意见，认为耗资巨大，不如先解决温饱问题。

但是，周总理看的不是眼前的困难，而是远大的目标。

为了新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打破“核讹诈”。

正如陈老总所说：“脱了裤子当掉，也要造出原子弹！”

例如一次，酒泉导弹基地断粮，很多科研人员没饭吃。

周总理听说后，立刻帮他们筹集粮食，对大家动情地说：“导弹是什么？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鲲鹏，在展翅高飞。

现在只有让这只鲲鹏吃饱，才能飞得更高。

宁可我们少吃一口，也不能饿着科学家！”
周总理还特别指示：“先让科学家和技术工人、战士们吃饱，绝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原子弹！”
在周总理的坚定支持下，新中国的“两弹一星”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最终迎来了原子弹、氢弹的相继爆炸成功，轰动了世界！
小平同志后来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

周总理的大义

邓颖超是周总理的伴侣，相爱一生，扶持一生，在利益与责任面前，周总理对邓颖超非常苛刻，体现了他的“大义”。

周总理早在1925年8月8日结婚时，就给邓颖超立下了一条规矩：“我们可以在一起工作，但不能分在一个具体的部门，这样会说不清楚，对革命事业不利。”
建国后，周总理对邓颖超的要求更加严格。

有人提议让邓颖超出任部长级干部，邓颖超也有能力和资历，但周总理坚决反对，说：“如果安排她去当一个部的部长，那么她的那个部发出的文件、指令，别人就会误认为有我的意见，这样，我们把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到一起，就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1974年，毛主席亲自提名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大家也都一致同意，但周总理坚决反对。

对此，许多人不平，比如周总理的朋友张冶中就“抱怨”说：“你这个周公，我看太不周到了。”
周总理则笑着说：“这是我的家事，先生就不要过问了。”
后来，周总理明确表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对于丈夫的“苛刻”，邓颖超一直没有怨言，她知道丈夫的良苦用心。

因此，周总理生前，邓颖超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地位不高。

直到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才在大家的推举下，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职，成为重要的领导人。

邓颖超晚年感慨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很难。

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该定五级，报到他那里被定为六级；国庆10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划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

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

这就是周总理的“大义”。

再看看现在的一些官员，恨不得把所有亲戚都安排进去，其境界何止天上地下！

周总理的大智

正如韩素音所说：“他或许是当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 在周总理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有很多力挽狂澜的大手笔，体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智慧，比如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消息传到延安后，大家非常兴奋，要求枪毙蒋介石，为死难的红军将士报仇！
但是，周恩来认为，不能杀蒋介石。

当时，日本不断挑衅，即将全面侵华。

蒋介石虽然反动，但有民族主义情结，如果抗日战争爆发，他还非常有用。

而若杀掉蒋介石，南京政府换上亲日派的何应钦，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蒋被扣押后，日本可能扶持亲日势力在南京搞政变，并在陕西临潼地区增加兵力，这将把蒋及英美势力推向我们这边。

南京政权的存在，对我们有利，所以要严防日本在南京搞傀儡政权。”
于是，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赴西安，尽力和平解决事变。

在路上，周恩来听了相关汇报后，认为地方军阀可能利用张、杨扣蒋发动内战，扩大地盘，他立刻给延安发电报：“在战略上，必须保住蒋介石的生命，以稳住中央系。

……只要蒋有诚意抗日，则可释放。”
在与张、杨会面时，周恩来明确表示：“蒋介石确有罪，但现在杀蒋，只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反而对日本有利。”
周恩来还提出，谈判地点改为南京，突显南京政权的领导地位，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

周恩来以极大的智慧与个人魅力，很快折服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人非常信任周恩来，最终接受周恩来的主张，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周总理的大勇

周总理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对革命有利，不论赴汤蹈火，他都义不容辞，体现了他的“大勇”。

同样以西安事变为例，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东北军群龙无首，人心惶惶。

王以哲主张和平救张，孙铭久等人主张武力救张，两派最终火并，王以哲被杀，东北军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容易成为激进派的靶子，大家劝他不要参与东北军的内部事务，但周恩来说：“这不是一家之事，事关抗日大局，我个人安危算什么？”
随后，周恩来冒险去王以哲家吊唁，尽最大可能维护东北军团结。

周恩来深入险境，让中央非常担心，通知他们立刻转移到三原地区。

但周恩来说：“我还是留在西安为好，不然，我军联络处在西安就留之无名。

我留下来，能证明共产党是热爱和平反内战的，向国民党表明我们的诚意。”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选择是正确的，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乘坐美军飞机飞往重庆，同行的还有叶挺的女儿叶扬眉等人。

途中，飞机遭遇险情。

飞机要飞越巍峨的秦岭，必须爬高5000米以上，所以震动特别大。

美军飞行员说，赶紧把行李都扔下去，减轻重量。

但飞机还是飞行困难，大家准备跳伞逃生。

周恩来突然发现，叶扬眉是小孩，没有降落伞，他二话不说，把自己的降落伞给她背上，说：“不用怕，周伯伯在这里。”
大家愣住了，如果周恩来出事，后果不堪设想，纷纷劝他不要这么做，但周恩来没有丝毫惊慌，平静地说：“叶挺将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监狱受难，生死未卜，如果连他的孩子都保不住，如何对得起叶将军？再说，我们不一定会掉下去，我相信我们能脱险！”
好在吉人自有天相，飞机很快平稳下来，大家长出一口气。

这就是周总理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中华民族那些最好的美德，都在周恩来的身上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