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出狱后如何？一生有三位妻子，去世后却无人愿给他送行

陈伯达，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中共高官，在晚年过着一种与他昔日地位截然不同的生活。1981年，陈伯达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判有期徒刑18年。然而，仅仅一年后，他就被特批保外就医，开始了他晚年的“自由”生活。

出狱后的陈伯达被安置在北京东郊一栋两室一厅的民宅中，由组织提供。他的儿子陈晓农一家负责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尽管每月有100元的生活补助，在当时已属较高水平，但陈伯达仍然感到拮据。原来，他将大部分生活费用于购买书籍，有时甚至不得不向儿子借钱。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从1983年2月起将他的生活补助提高到每月200元。

陈伯达的晚年生活除了读书写作，最大的兴趣就是看电视。他每天必看新闻，还喜欢京剧和古装电视剧。然而，1989年9月2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结束了他平静的晚年生活。那天中午，陈伯达正在吃饭时突然头一歪，撞到墙上，食物从口中吐出。20分钟后，医生赶到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经诊断，85岁的陈伯达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的葬礼在八宝山举行，但与他昔日的显赫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场葬礼既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只有40多人，包括亲戚、老朋友和旧部下。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上面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因为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

陈伯达一生有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诸有仁，两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识，1932年结婚，建国后诸有仁在水电部工作，1985年去世。第二任妻子余文菲，1944年结婚，1948年离异，1994年去世。第三任妻子刘叔晏，1950年结婚，1996年去世。陈伯达与她们共育有三子一女。

在晚年，陈伯达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曾对采访他的叶永烈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尽管晚年生活清贫，陈伯达并未放弃学术研究。1982年，他以“纪训”的笔名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求知难》一文。次年，他又以“程殊”的笔名在《理论与实践》杂志上发表了《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的顿渐两派》。

陈伯达的晚年生活和死亡，折射出一个曾经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悲喜人生。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在历史的长河中，陈伯达的名字或许终将被淡忘，但他的人生经历，无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思考权力、责任与人性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