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9-18
说到这个话题,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开辟西域的张骞。
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前往西域,尽管这一行充满了曲折与艰险,但张骞仍然不改其志,最终成功开辟了连接汉帝国与西域的丝绸之路。
两百多年后,甘英奉上司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罗马帝国,尽管未能抵达罗马帝国的都城,但甘英的这次出使仍将当时最伟大的两个帝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意义深远。
然而,上述两人只能说走到了中亚或西亚,最远也只到东欧,而非非洲。
也许有人会提到郑和,郑和率领的大明船队七下西洋,在数次航行中,郑和不仅造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让大明王朝的威名远播,还到达了东非与红海沿岸一带。
但毋庸置疑,郑和及其船队并非最早到达非洲的中国人。
相比上述这些官方组织的出使,我国唐代有一人竟然在战败被俘后因祸得福,成为了首个抵达非洲的中国人,他就是
杜环
。
杜环在游历西亚和北非多年后,最终归国并撰写了《经行记》,可惜这本书如今已佚失。
杜环生于唐朝中期的京兆,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一带。
作为名门望族“京兆杜氏”的子弟,杜环的家族中包括了唐初的著名宰相杜如晦。
他的游记《经行记》能够部分保留,多亏了唐德宗年间任宰相的族父杜佑在其代表作《通典》中转载了一部分内容。
总之,出身不凡的杜环顺利加入了唐军,并于天宝十年(751年)参加了著名的“怛罗斯之战”。
所谓“
怛罗斯之战
”,是指唐帝国安西都护府军队与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一带)的一场遭遇战。
作为当时东亚、西亚的霸主,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都拥有强大的国力与军队,但此前一直未能进行大规模较量。
于是,这场怛罗斯之战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在这场战役中,唐军的指挥官是高句丽贵族出身的大将高仙芝。
他率领唐军与大食军原本旗鼓相当,但在相持阶段,唐军中的葛逻禄部突然反叛,与大食军队一同攻击唐军。
战场局势迅速失衡,高仙芝很快战败逃跑,最终只带回了千余人。
此战之后,高仙芝被罢免了安西四镇节度使职务。
在唐军溃败中,杜环不幸被俘,但他没有遭遇不测,反而被带到了西亚,并获得了一般俘虏所没有的自由。
根据《通典》引述的《经行记》,杜环在西亚见识了许多与大唐迥异的风俗。
例如,他先是抵达大食国的都城“亚俱罗”,也就是如今伊拉克巴格达南部幼发拉底河西岸一带。
在此,他观察到“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
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
无问贵贱”,这显然指的是西亚诸国受伊斯兰教影响,女子需要遮面缠头巾的习俗。
此外,杜环还记载了如“一日五时礼天”、“断饮酒,禁音乐”、“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等当地的宗教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人对中国人并不陌生,杜环在城中遇到了来自京兆、河东等地的金银工匠、画匠、纺织工人等,可以想见,正是这些工匠将中国的先进技术传播到了西亚,乃至非洲和欧洲。
随后,杜环来到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的圣地耶路撒冷,并从那里向南进入非洲。
根据残存的记载,杜环的旅程经过了如今的埃及、苏丹、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经历了长达十一年的游历,杜环终于得以启程回国,他从非洲东部的马萨瓦港出发,前往波斯湾,随后乘商船到达广州,当时大约是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
尽管如今残存的《经行记》只剩下约一千五百字,但其中内容已相当丰富,不仅记录了上述旅行见闻,还包括杜环对行经之地的物产、社会事件、气候风景、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描写。
由此看来,完整的《经行记》必然拥有更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其不幸佚失,实在令人惋惜。
综上所述,杜环作为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其经历充满传奇色彩。
在战败被俘后却得到优待,并因祸得福游历西亚和北非多年的杜环,成为了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者,同时也为当时中原的人们提供了关于世界另一端人们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