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道教中兴靠重整戒律！

明清时期的道教相比唐宋时代逐渐走向了衰落，主要由于“道教本身创新方面成效不显，因此道教逐步式微”。

此后，道教愈加疲弱，戒律亦逐渐放宽，曾经复杂而严厉的道门戒律渐渐为世人所遗忘，其约束力、影响力及宗教意义均减弱。

因此，内有明辨之士力求在改革中重新整理道教，普遍倡导增强戒律与坚定信仰。

这里举例明代天师张宇初与清代龙门中兴之主王常月，以此说明明清时期道教戒律建设的现状。

张宇初与《道门十规》

1、强调信仰，守持规戒

张宇初作为第43代天师，任教后不久便意识到道教面临的困境，决心进行整顿与革新。

针对道教戒律松弛与道风不正的问题，他撰写了《道门十规》，以“激励流世，昭宣圣制，永为奕世绳规”。

从提升教内规戒切入，继承全真教的精神，整顿清规戒律。

张宇初强调初期全真派的道风，主张恪守清规戒律，乃重整道风的重要任务。

在《道门十规》中，他提醒道士：“入道之初，需选择明师参礼，切实恪守初真十戒”，以此“收悉身心，操持正道”。

也就是说，学习道教首先要重视信仰及持戒，而信仰与戒律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可以设想，没有信仰的道士，是无法恪守戒律的。

因此，“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

2、不可过于追求名利富贵

同时，张宇初从历史教训出发，告诫正一道士：“至若赵归真、林灵素之徒，因世主的崇尚而骄傲于富贵，造成王臣之分，便会引发夸诞之辞，若不以慈俭自保，后世也会指责其败坏。” 他告诫道士以信仰为重，持守戒律，以避免对名利的无限追求，这并非真正道士应有的行为。

张宇初心中道士的标准符合道教的教义思想，不仅是当时道教徒应遵循的，也是现代道教徒应当提倡的。

王常月与《碧苑坛经》

全真派在明代虽显沉寂，但清初却稍有复兴之势，涌现出一批高道，其中王常月尤为杰出。

1、王常月与道教的渊源

王常月自幼醉心于书籍，广泛阅读《老》、《庄》及经史。

二十岁时，他曾遇到龙门六祖赵复阳，接受其“天仙大戒”，之后隐居于华山。

明末来到北京白云观，被任命为住持。

清世祖顺治时，他被封为国师，获赐紫衣，公开传戒，收徒千余人，为全真教内首位公开传戒者，后又至南京、武当山传授道戒。

他的戒法共分为“初真”、“中极”、“天仙”三类，称为“三坛大戒”，为全真教授戒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王常月的努力，久衰的全真龙门派得以恢复与发展。

2、强调“戒行精严”

鉴于明末“玄风衰颓，邪说流行”，王常月以振宗兴教、复兴全真祖风为己任，整顿戒律为中兴龙门的核心措施。

他在继承《全真清规》等戒律思想的基础上，著作《初真戒说》，其弟子依据他在南京的讲戒记录整理成《碧苑坛经》。

王常月的道教戒律思想主要体现在《碧苑坛经》和《初真戒说》这两本书中。

在全真道刚创立时，戒条简约，尚无繁文缛节。

《钵鉴续》记载，赵真嵩对王常月提到，龙门戒法自邱处机以来，代代相传均“单传秘授，不能广行”，四百年来未显于世，致使道门戒律威仪衰颓，因此特意嘱咐王常月传戒弘教。

因此，他重整戒律，端正道风，强调“戒行精严”，并对此作了解释：“降心顺道唤作戒，忍耐行持唤作行，一丝不染唤作精，一毫不犯唤作严。

始终不变唤作持戒，穷困不移唤作守戒。”《碧苑坛经》共22篇，涵盖修炼次第及方法，提出入道学仙的二十要点，包括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等，以此来修行；并需严守初真、中极、天仙三极道戒，以戒、定、慧为进修基础。

3、明心见性“命在性中”

实际上，王常月将内丹修炼理论融入戒律之中，强调明心见性，认为“命在性中”，明心见性需通过持戒降心与日常行持去踏实努力，性见则命在，亦是得道。

为此，王常月特别强调“戒行精严”，并认为“仙圣无门，皆从戒入；圣贤有路，皆自戒行。”他指出“持戒在心，如持物在手，手中之物，一放即失，心中之戒，一放即破。

无论世间法律，犯则招刑；天上道法，女清戒律，犯则受报。”

可见，王常月心中戒律的重要性，他中兴龙门的有力工具便是道教戒律建设。

他不仅极为重视道教戒律的作用，更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道教戒律。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道教戒律建设的两部代表作便是《道门十规》和《碧苑坛经》。

尽管张宇初和王常月在强化道教自身建设方面有所成效，但因道教整体衰落的趋势，使得其影响效果有限。

然而，他们在道教戒律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仍值得当今道教徒去学习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