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之死：北洋军阀怎么敢闯入苏联使馆抓李大钊？原因令人意外

1927年4月28日， 反动军警将20名进步人士押往刑场处决 ，其中首位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身边还有几位深受他教导的学生。

面对呼啸而来的反对军警，李大钊一行人神情坚定，早已做好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准备。“先生，我作为你的学生，让我先上吧。”说话的是李大钊的学生张挹兰，她和李大钊一样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作为你的老师，我是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是让我先来吧。” 李大钊拒绝了张挹兰的好意，胸有成竹地走上了绞刑台。

早在1918年，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就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共同创办了《新青年》杂志。

在“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并与陈独秀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

在北伐战争之际，李大钊积极组织群众运动，默默支援革命事业 ，还助力冯玉祥获得苏联的大量援助，因此北洋军阀对此十分不满。

1925年，奉系军阀的重要将领郭松龄背叛张作霖，率军攻打奉天，李大钊则是背后的重要推手。

次年，奉系军阀击败冯玉祥并占领北京，众多共产主义者纷纷被张作霖处决。

考虑到李大钊的处境，组织建议他立刻撤离北京，然而李大钊却拒绝：“若我离去，谁来继续这一切？”

由于李大钊在北方党组织中的重要性，张作霖将其列为通缉犯。

李大钊不得不将工作地点移至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一处废弃兵营。

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锋，驻华外交人员能够为他提供庇护。

最重要的是，北洋军阀的军警按照惯例并无权进入使馆区进行搜查，因此李大钊所处的地方相对安全。

然而，党内一名工作人员在发放传单时被反动军警逮捕。

在监狱中，这位年轻党员未能抵挡严酷拷打，最终交代了李大钊的藏身之处。

当时，共产国际正是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而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工人运动背后的局势也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西方列强因此共同形成了反苏阵线。

为了迎合西方列强的期望，张作霖也参与了反赤阵营，于是西方公使很快支持奉系军警进入苏联使馆搜查。

然而， 《辛丑条约》中明确表示，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郊民巷 ，贸然行动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因此，张作霖将目标转向外国驻华首席公使欧登科。

西方国家恰恰忌惮红色势力在中国渐渐壮大，见到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逮捕公文，许多国家支持军警进入使馆抓捕共产党员。

在得到西方公使的默许后，超过300名军警闯入使馆区，抓捕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大批革命人士。

事后，苏方对北洋政府的行为表达了强烈谴责，但各国公使却认为，苏联经历红色革命后，自行废除了《辛丑条约》，因而使馆不再受到该条约的保护。

借助于西方列强的支持，张作霖便肆无忌惮地派军警闯入使馆实施抓捕，苏方对此解释则非常不满，4月19日召回了所有驻华代表。

李大钊被捕后，各界人士对北洋政府的行为展开指责，督促张作霖将李大钊移交法庭审理，但张作霖对此置若罔闻。

起初，张作霖也感到犹豫，若处决李大钊，必会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

然而，在李大钊被捕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开始清算共产党员。

鉴于北伐大军如热潮般席卷，张作霖对此颇为忌惮。

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给他发来了密电，要求他迅速处决李大钊，以除后患。

28日，张作霖给李大钊加上“勾结外国人”、“煽动内乱”的帽子，指示法庭草草结案，并立即将李大钊等人处决。

此后，我党步入了艰难的革命历程，李大钊的英勇精神始终激励着这支革命队伍前行。

在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革命胜利触手可及。

北平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在功德林监狱发现一个废弃的绞刑架，询问后得知这是当年处决李大钊的绞刑架。

朱文刚立即将此事上报，绞刑架随后被文物部门接管，进入博物馆展出。

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看到这架绞刑架感慨万千，命令立即抓捕当年残害李大钊的凶手。

调查结果显示，李大钊的凶手主要是吴郁文、陈兴亚、雷恒成与蒲志仲。

1950年，我国开展镇反运动，陈兴亚因举报被捕，承认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1951年，化名“吴博斋”的吴郁文在北京一个四合院被专案组抓获。

得知吴郁文被捕后，蒲志仲感到无处可逃，于是选择自首。

吴郁文被捕时病重，专案组向彭真请示，他则表示：“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抓！” 可见党中央对此事的决心。

雷恒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叛国罪”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越狱后隐姓埋名，隐居寺庙中，平日以算命为生。

1952年9月，他在潜逃过程中被捕。

至此，杀害李大钊的四名凶手都已落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终将获得应有的惩罚。

回首党的革命历史，无数像李大钊一样的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

正如臧克家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去；有的人虽然死去，但他们依然活在心中。”这些革命英魂虽然已经远去，但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