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中国的两次农村包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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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核心战略之一，那么为什么这一策略能够奏效？百年前的中国，城市与农村间究竟存在怎样的矛盾？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大清与大英帝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这五座城市，作为中外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

这些通商口岸的设立表面上是自由贸易，实际上成为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商品倾销地。

此后，随着欧洲列强的深入侵略，通商口岸城市的名单增加了天津、潮州、登州、温州、汉口、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总数达到了104个。

这些城市要么是东部沿海城市，要么是长江水系的重要城市。

它们的分布说明了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基本以东部沿海城市为根据地，沿着长江水系逐步向内陆大城市渗透。

当欧洲列强进入通商口岸城市后，因语言不通且不熟悉当地环境，他们必须通过本地的头面人物来实现侵华贸易的中国化。

具体做法就是与这些本地头面人物结盟，协助倾销货物和获取利益，并按比例分配利润。

这些人便是我们所说的买办。

所以在晚清民国的大城市里，存在着两套统治秩序。

一套是传统中国秩序，由士大夫阶层主导，信奉儒家的三纲五常；另一套是欧洲列强带来的秩序，由洋人和买办主导，信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大城市，必然要与这两套统治秩序作斗争。

然而，相对于这两套强大的秩序，不论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还是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力量都非常弱小，斗争成功的希望很渺茫。

于是1920年代出现两个结果——

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放弃了革命目标，与中外两套统治秩序媾和，成立了接替大清和北洋的南京国府；

陈独秀为代表的左派革命者则遭到联合打击，在“四一二政变”中损失惨重。

那么此后怎么办？继续以城市革命为主，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只有离开城市下沉到农村，才能稍微避开两个强大的敌人，逐渐积蓄革命力量。

大城市是鱼龙混杂之地，思想争论激烈，留在大城市统一革命队伍的思想较为困难。

但在识字率不高的农村，农民在思想理论方面是一张白纸，可以不受干扰地接受共产主义理论。

这样一来，下沉到农村的中国革命，就有了避开强敌和壮大队伍的优势。

在这方面，教员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革命武装力量下沉到农村的先行者，进行了伟大的尝试。

2

下沉到农村后，中国革命能否成功？从经济角度来看，不能说一定成功，但至少有成功的机会。

在晚清民国时期，尽管经历了洋务运动和各省的初步工业化，但中国的经济格局仍然是以农村农业占大部分，城市工业占小部分。

农村的小农经济拥有全中国75%以上的人口，生产的农产品占中国经济总量的65%，农村的小船、牛车、人力车的总运输量也是城市铁路和航船运输量的三倍以上。

而城市人口基本上是官员、商人、军官、文人、工匠等，城市的近现代工商业产生的经济总量只占中国的7%左右。

换句话说，农村是生产者，城市是消费者。

只有把农村和城市结合起来，用农村的生产补充城市的消费，城市才能获得必要的养分。

但问题是，南京国府放弃了农村。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意味着蒋介石和南京国府放弃了改造农村的革命目标，1928年6月的财经会议上，南京国府正式决定放弃征收农村的田税，交由各省征收。

其目的是用田税利益换取各省对南京国府的支持。

这样一来，南京国府便放弃了65%的经济总量所产生的赋税，只能以关税、盐税、外国贷款来维持正常运转，其中军费又占了很大一部分。

税基如此小的中央政府，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根基极不稳定。

各省征收田税不能建设地方吗？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行不通。

因为南京国府不参与田税征收，全国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各省在征收田税时存在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于是，最基层的官员谎报土地数量、地主富农通过关系逃税、地方官员随意加派苛捐杂税成为常态。

为了获取最大化利益，各省军阀官僚还大量发行没有担保的货币，例如1924年广西发行了50亿没有担保的货币。

国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各省改以发行债券、种植鸦片、兵痞抢劫等方式敛财。

这些操作导致农村经济生态极大破坏，农民要承担的赋税往往是法律规定的40倍以上。

所以民国的农村，占中国经济总量大半，是欧洲列强和国府无力进入、被军阀官僚地主豪商肆意盘剥、急需进行“拨乱反正”的地方。

如果有一个人、一个组织能完成这项任务，便在事实上取代了南京国府。

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有成功机会的根本原因。

3

有成功的机会是一回事，能不能成功是另一回事。

一百单八将上了梁山，最终兄弟凋零，而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却能席卷天下建立新中国。

这里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革命的愿景不同。

在《水浒》位面，晁盖在世时，梁山的愿景是“造反、聚义”，这个愿景虽不最革命，但独立自主。

而晁盖死后，宋江做了山寨之主，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改为顺天护国。

忠义指的是大宋，义的是伦理纲常，顺天护国是顺从大宋法统，护卫赵氏传下的江山。

自从宋江更改梁山路线后，梁山的愿景变成了从独立自主的山大王，变成大宋朝的跟班。

既然宋江决心跟随大宋朝，他就不可能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也不能团结不满大宋朝的群众，壮大自己力量。

结果，梁山好汉们觉得非常拧巴，大宋朝也不把梁山武装当自己人。

内耗和外力之下，梁山走向消亡。

在现实中，梁山的角色是南京国府，宋江则是蒋介石。

而创建红军的教员在上井冈山前，就明确了革命的愿景。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教员看明白了中国衰落的症结，有了长远的愿景，不会轻易动摇。

下沉到农村并改造农村，才是他要做的事。

上了井冈山后，教员领导红军和地方组织，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改变农村生产关系，通过教育农民推动农村变革，通过扩大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通过征收田税和贸易建立健康财政制度。

以上措施实现了推翻封建宗法关系、地主和佃农的生产关系，改造农村。

同时，改造后的农村反过来给红军提供了庞大物资，尤其是粮食。

“反围剿战争”时，蒋介石曾下令前线部队对红军根据地严防死守，不允许物资流通，试图困死红军。

结果，没有红军根据地出口的粮食，江西、福建的十几座城市马上缺粮，缺口大到北方调粮也补不上，不久后，各地用现金、武器、药品等物资向红军根据地买粮食。

可以说，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政治上对南京国府进行了降维打击，在经济上也掐住了蒋介石的软肋。

红军控制的农村越多，物资越多，逐步对南京国府釜底抽薪，使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孤零零的几座城市里。

一旦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我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无论是围点打援还是三大战役，都是宏大历史进程的收尾工作。

占中国经济总量65%的农村完成改造后，改造全中国就顺理成章了。

到这个时候，农村包围城市彻底成功了。

4

总的来说，农村包围城市不仅是军事战略，更是政治和经济战略。

这个大战略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政治上避实击虚，经济上整合生产者围堵消费者。

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我国一方面坚持建设高标准农田，确保粮食安全；另一方面鼓励实体企业生产，保证城市生产力，努力建设新时代的“井冈山”。

在国际上，我国始终主张和平，尽力推动与欧洲、亚非拉国家的贸易，即便在台海地区也坚持不打第一枪，这是要建设新时代的“赤白贸易线”。

随着时间推移，“赤白贸易线”作为“井冈山”的触手，将把亚非拉等“世界农村”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之下，完成改造农村的任务。

一旦生产力整合起来，围堵的将是那几个消费型“城市”，到那时，“三大战役”也即将打响。

一百年，中国搞了两次农村包围城市，一次彻底改变了中国，一次试图改变世界。

而在这两次农村包围城市中，最关键的是，不能出现如宋江般的人物，不能重蹈梁山的投降主义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