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大明王朝的叹息——逐渐走向落寞的火器技术

“ 明朝火器领先世界一百年 ！ ”这是一句让明朝拥护者倍感自豪的历史评语。
由于对大明王朝的热爱，许多明粉通常不会为这句话限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范围，而是常用“ 满清误我三百年 ”来解释。
然而，明朝的火器技术真的仅仅因为统治者的更替，其地位从“国之重器”变为“奇技淫巧”而走向衰退吗？ 恐怕事实并非如此。《明世宗实录》中记载：“ 都御史汪鋐奏：先在广东，亲见佛朗机铳，致远克敌，屡奏奇功，请如式制造。 ”这表明明朝中后期已经开始大量仿造诸如“佛郎机”、“红衣大炮”等舶来品。
明火器的辉煌，实际上早在明王朝衰败之前便已开始衰退。

• 中国军事近代化之光？ 刘以东先生在《论明代火器部队的发展与军事思想的变化》一文中提到：“ 明代火器演变和火器部队创立，直接影响到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为走向军事近代化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文中的火器部队指的就是著名的神机营。
  在那个冷兵器时代，这支犹如穿越而来的队伍几乎开启了军事现代化之门，却最终被一只无形的手砰地关上了门外。
  撇开明朝火器技术与神机营的光环，其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炮火连天，鄱阳湖水战的“大辅助装” 1361年的鄱阳湖水战中，朱元璋的部队大量使用火器。
  除了火器，朱元璋首创的多种火器战术也首次用于实战，弥补了兵力不足的劣势。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战争的攻防阶段采用了“ 先发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 ”的战术，最大化发挥了自身的火力优势。
  在远程舰战中，出动了诸如“ 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 ”等各式重型火器焚烧战舰；在单兵武器方面，大量“火枪、火铳”等手持武器也投入到近战中。
  经过36天的恶战，朱元璋的部队全线获胜，为明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虽然从现代角度看，这些重型火器消耗大量人力，而轻型武器更像是“窜天猴”，杀伤力欠缺，但“魔法”辅助“土法”的新型作战方式，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期的欧洲，火炮也在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中亮相。
  2、火光乍现，克雷西战役中的“秘密武器” 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率领9000名长弓手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欧洲大陆。
  法国腓力六世带领30000余人迎敌，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次大规模陆战在法国克雷西爆发。
  英勇的英国长弓手连续15次击退了法国骑士的冲锋，最终获胜。
  值得一提的是，此战中四架“短管射石炮”首次在英军部队亮相。
  参与此战的热那亚佣兵乔凡尼维拉尼描述道：“ 热那亚弩手在对射中败给英国长弓手后，又遭到了三门火炮的射击。他们惊恐万分，撤退变成了溃败。 ”可见，英军的胜利主要还是依靠英勇的长弓手。
  此役之后，欧洲各国开始重视培养长弓手，但那四门大炮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只是作为英军冲锋的号角，起了一些助兴的作用。
  在这两场生死战役中，火器同时出现在进攻方且兵力处于劣势的中西阵营中。
  这一时期火器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冷兵器的补充，而非决定性武器。
  显然，元末战争中，朱元璋部队无论火器数量还是种类都远超西方。
  更重要的是，火器经过宋元两代战争的经验积累和朱元璋的战法创新，其在战争中的作用远胜同时期的西方国家。
  照这个趋势，统治世界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 “造枪”还是“筑墙”，这是个问题 “ 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总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 ”《皇明经世文编》中家喻户晓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曾言：“ 北方遇敌，惟有快枪一种，人执一件，但成造本拙，工尤粗恶，身短体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无定制，不堪击敌。 ”这揭示了明中期火器质量已经差到让戚将军忍无可忍的地步。
  1、被城墙困住的“大杀器” 鄱阳湖之战中，火器技术占尽了天时地利。
  百年后为何火器技术却出现“卡脖子”的局面？ 从最朴素的思维来看，可以得出合理解释：朱元璋为了争天下，不得不用新型武器弥补兵力的不足。
  统治者夺权的欲望，能推动一项武器技术在短期内大规模运用。
  自1402年靖难战争结束后，内陆地区几乎没有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
  君主的思维从争权夺利转变为传位，于是高门槛的装备科技发展便显得过于费力，难以重视，而“ 对内退民智，对外筑长城 ”成了最易学、易用的方法。
  为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明朝政府倾向于修筑长城，而非发展火器装备。
  火器的研制由政府拨款，官办工厂制造，制作流程被视为“不传秘术”。
  普通民众要参与火器研究，必须先考取功名，学习一堆用不上的知识，当官后才有机会研究火器。
  因此，火器的发展快慢，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智慧是否开窍。
  尴尬的是，封建君主专治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智慧多用于权术。
  在这种制度下，任何发明创造都只能停留在雏形阶段。
  从明到清，历代统治者不到生死关头，逃不出这个舒适圈。
  真到生死关头，像洋务运动那样的“拿来主义”改革也难以挽回。
  在民智前筑起一道墙，即使火器始终停留在“窜天猴”的水平，只要“长城”不被攻破，那它仍是华夏地表上的最强杀器。
  2、捅破黑暗，觉者以“炸墙”为己任 当明朝大举“ 筑墙以维稳，降智保平安 ”之时，西方正处于封建割据的战火中。
  野心勃勃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出于“争天下”的信念，渴望寻找威力巨大的火炮炸开拜占庭国门。
  这与擅长铸炮的青年才俊乌尔班一拍即合。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使用“乌尔班巨炮”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
  据记载，“乌尔班巨炮”炮身长5米多，重约17吨，石弹重达1500磅。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没有一道墙是一门大炮炸不开的。
  如果炸不开，就造更大的炮。
  罗马帝国崩塌后，欧洲分裂和战争成为主旋律。
  对百姓而言，苦不堪言，但从军事发展的角度看，这成了火器技术革新的助推器。 “炸墙”之战不止于国与国之间，也发生于新兴资产阶级与守旧封建贵族之间。
  资本主义萌芽使火器制造不再是官办工厂的专利。
  新兴资产阶级冲破封建贵族的壁垒，加入角逐，进入市场竞争的，不仅是火器，还有无数种商品。“逐利”驱使着技术的改良与换代，推动了欧洲基础科学的发展，自然地，军事技术也在基础科学加持下突飞猛进。
  当代表多数人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智慧参与军备竞赛时，弯道超车几乎成定局。
  到了15世纪中期，欧洲的火器已反超明王朝，处于世界前列。
  - 至暗时刻！ 16世纪， 欧洲开始使用轻型机械，精心研制和改良工艺技术，迎来火器技术的蓬勃发展期。
  而此时的明朝因思想局限，忽视了技术革新，火器技术工艺演变速度极为缓慢，最终只能仿制欧洲火器。
  由于明朝军工技术人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们的发明创造得不到上流阶层的认同，常被视为“奇淫技巧”，受制于社会环境，底层工匠们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只视其为谋生之路，不注重技术创新。
  种种因素导致明朝的火器技术逐渐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