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当边区主席好好的，为何突然叛逃？警卫员回忆：让人给吓的

1979年的一个早晨，加拿大一家养老院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当工作人员尝试挪动时，意识到他的四肢已经僵硬，显然已死去数小时。

这名逝者正是中共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曾充满报国之志的青年，晚年却在异国他乡凄然离世，这个结果令人唏嘘。

作为中共的元老，张国焘在党的建立初期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在历史上始终备受争议，这得追溯到他在1938年叛党的事件。

自从投身革命以来，张国焘便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五四运动后，他来到北京从事学生运动，时常在各大高校发表演讲，因而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认可，1924年当选为总工会党团书记。

不久后，张国焘意外被捕，承受反动军阀的严刑拷打，最终出卖了李大钊，导致李大钊遇害，张国焘需对这一事件承担部分责任。

在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抵达南昌，试图阻止起义，理由竟是对贺龙的忠诚产生怀疑，这令李立三愤怒斥责他，连一向和气的周恩来也面露不快，怒然离去。

我党创建武装力量后，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共同创立了鄂豫皖苏区，担任军委主席。

随着红四方面军实力日益增强，张国焘开始露出权力的野心，屡屡以肃反为名扫除异己，造成一大批优秀党员陨落。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对张国焘的行为极其不满，屡次劝他停止肃反，但张国焘非但不理会，反而误以为徐向前意图争夺军权。

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遭受重创，红四方面军成为三大主力中最强的一支，然而张国焘却无意带领中国革命走向光明，反而因权力欲望几乎使红军面临分裂，埋下了他日后叛党的伏笔。

红军到达延安后，掀起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浪潮，许多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受到波及。

当时中国革命尚在艰难之际，毛主席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号召干部们停止对张国焘的批判，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

张国焘也对自己在长征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大家本以为事情即可翻篇，但王明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人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他此行的目的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促使党中央加强反“托派”斗争。

张国焘与王明其实是同一类人，虽然在其他方面毫无建树，但在整人的手段上极为高明，张国焘曾在肃反中饱受其苦，因此对王明十分忌惮。

除此之外，张国焘当时刚刚犯错，在政治上处于低谷，以前对王明的压制如今已不再，若王明选择落井下石，后果可想而知。

王明意图重新掌握党政大权，因多年来在外，国内唯一的亲信博古在遵义会议中被批判，故他希望拉拢张国焘。

然而王明不便直接表露意图，本打算以此敲山震虎，却意外地将张国焘推向了国民党一方。

王明亲自找到张国焘，批评他在长征中的行为，并将其定性为“托派暗中作怪”，张国焘听后大气不敢喘。

见他面露惧色，王明进一步添油加醋：“以前四方面军的老部下李特、黄超等，被审查发现是‘托派’，目前已在新疆被处决。”

警卫员何福圣晚年时仍对这一段历史记忆犹新：“自从王明找张国焘谈话后，张国焘的脸色憔悴了不少，或许那次谈话后，他已下定决心脱离党组织。”

1938年清明节前夕，蒋介石邀请我党干部共同祭拜黄帝陵，张国焘见时机成熟，便主动要求代表边区政府前往，实际上他早已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取得了联系，企图借此机会投向国民党。

祭拜活动顺利进行，张国焘对随行的人员说道：“你们先回延安吧，我去西安办点事，过几日再回。”

目送同志们离开后，张国焘心中暗喜，随即毫不回头地钻进了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与我党恩断义绝。

蒋介石知晓此事后，特意安排戴笠保护他的安全，并承诺让他担任要职。

虽然戴笠确实为他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张国焘在国民党内部并未受到重用，传言他成为军统的一员，但仅处于边缘化状态。

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败给我军，张国焘随后随蒋介石来到台湾，和许多非嫡系将领一样，在台湾也未能得志。

他在国民党内早已失去价值，待遇自然无法提高。

张国焘先是前往香港生活，凭写稿谋生。

1968年与家人移居加拿大，生活拮据。

晚年时他身患多种疾病，因家人忙于生计，不得不将他送进多伦多一家养老院。

他在养老院离世后，家人甚至无力支付丧葬费用，蒋经国得知后施助了3500美元，才让他得以入土为安。

张国焘在我党历史中算得上是官职最高的叛徒。

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心中与毛主席、陈独秀等人同样负有拯救民族的使命，但随着官职的提升，他逐渐淡忘了当初投身革命的初心。

与其说他是一名叛徒，不如说是被革命队伍所淘汰。

中国的革命道路无比艰辛，对于革命者而言，这是一种考验，唯有内心坚守信念，方能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