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政治哲学与苏格兰启蒙运动

启蒙语境中的思维

汶红涛《休谟政治哲学与苏格兰启蒙运动》序

高全喜

前不久，汶红涛先生通过微信联系我，希望我能为他即将出版的大作《休谟政治哲学与苏格兰启蒙运动》写序。
一般来说，我对于这种序言不怎么热衷，因为我并非此领域的专精，也无高见应对。
但红涛的请求却让我无法拒绝，因为他的研究主题与我感兴趣的问题高度相关，且三年前我们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有过令人难忘的交游体验。
阅读红涛的书稿时，我不禁回忆起我们一起游览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墓园，拜访先贤遗迹，心中顿生无限感慨。
300多年前西方边陲之地的苏格兰启蒙思想，竟然在今天的中国理论界引起如此众多学人的关注和研究，这无疑说明思想的魅力是无穷的，也显示了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种子是不易消逝的。

汶红涛的这部著作可谓是他在政治哲学领域耕耘十多年的成果。
据悉，他自青少年时期便热爱哲学，但受到当时学术风潮的影响，很容易被法国和德国的哲学思想所吸引。
他曾沉迷于欧陆的启蒙思想和古典哲学，这一点与我三十年的读书经历相差无几。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两代思想理论爱好者经历了类似的思想历程。
难能可贵的是，红涛逐渐走出了这种影响，开始认识到英美思想的价值，并关注休谟的政治哲学，深入研究苏格兰启蒙思想。
关于启蒙运动，中国哲学思想界早已耳熟能详，对法国的启蒙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启蒙性质，有着宏富的翻译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思想特征，却鲜有人问津。
近年来，相关翻译和研究虽有所增加，但也仅是近十余年才开始的，难以形成哲学研究的主流风潮。
可以说，红涛对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研究是中国学界对英美政治思想最初关注的一部分，十多年前他就将主要精力放在英国经验主义和苏格兰启蒙思想上。
他对休谟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是简单重复传统西方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二元史观，而是把休谟的思想放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使之具有独特的苏格兰启蒙韵味。

现在大家都明白，法国启蒙运动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运动。
法国思想与苏格兰思想在社会内涵、政治诉求、理论渊源和问题意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甚至是大相径庭的。
十年前，这种学界的常识并不明朗，而红涛能够在研究休谟政治哲学的过程中认识到两种启蒙思想的差异，把休谟等一系列思想家置于苏格兰启蒙的大背景中进行有关伦理、道德、政体、政府、法治、商业、贸易以及人性、情感、理性和自由、规则等问题的探讨，这大大超出了传统哲学史对政治哲学的界定，呈现出一种宏大的理论格局。
红涛一直关注苏格兰启蒙运动，他的研究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使他的论著具有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的自由保守倾向，这种保守是在英美思想谱系中的保守，与苏格兰启蒙所致力发展的社会秩序演进和文明政治密切相关。
因此，红涛笔下的政治哲学与法国激进主义的政治哲学在问题意识、学术旨趣和概念认识方面有着显著差异。
两种启蒙运动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休谟的思想正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谈到大卫·休谟，国内学界对他的研究也不少，但多数仅仅将他视为一位经验主义哲学家，对其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多有讨论，但休谟的政治哲学，尤其是他融汇历史、法治和商业的政治思想，研究者寥寥。
红涛能够前往格拉斯哥大学访学，追随导师克里斯托弗·贝瑞教授和克雷格·史密斯博士，深入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历史语境，在现代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梳理和论辩休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蕴含，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我在若干年前也研究过休谟政治哲学，感觉红涛的路径和问题旨趣与我大致相同，看到年轻人能够沿着英格兰-苏格兰启蒙思想深入研究休谟，我颇感欣慰。
从大的脉络来看，休谟、斯密和弗格森等苏格兰思想家的理论一方面接续英格兰政治思想传统，但基于苏格兰融入英国的问题意识，开启了新的道德哲学、经济理论和文明学说。
这条脉络是情感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与法国启蒙的狂飙突进截然不同，也与理性主义的契约论、功利论和革命论迥然有别。
在苏格兰启蒙背景下，政治哲学需要以温厚的思想话语和同情性的观念体认才能把握，红涛的著述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他对休谟的分析非常到位，审慎而节制，细致而宏阔，清晰而丰富，这些都触及到了休谟的行文风格和为人之道。

休谟的思想是个重大话题，而苏格兰启蒙思想更是一座金矿，中西思想界对此的研究和挖掘远未穷尽，希望红涛今后继续深耕，假以时日，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界贡献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

2022年9月28日于沪上书房

休谟属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不仅置身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同时也塑造和影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各个方面。
关于休谟的研究著作浩如烟海，但没有一本专门且明确地讨论休谟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关系。
我们只能在各类针对休谟思想的研究中，梳理他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联系。
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而言，休谟在很多方面都是核心人物，但在某些方面又是非典型的。

休谟之所以非典型，是因为在职业上，休谟既不是专业学者，也不是专业律师，他是一个独立的“文人”，大多数时候靠写作维生。《英国史》的出版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也让他获得了较好的生活条件。
虽然他曾在爱丁堡律师公会任职，但时间并不长。
在理智上，他在宗教问题上是最公开的异端，因他怀疑了许多公认的宗教教义，不仅加尔文长老会的教义，还质疑了大多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神论。
除此之外，他也不认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某些特征。
但休谟之所以是核心人物，是因为他比大多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年长，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早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其他成员的著作。
他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气质和关键原则起了奠基作用。
苏格兰启蒙时代是一个“俱乐部”时代，休谟以其“俱乐部常客”的身份，保持与苏格兰启蒙文人们的友好关系，即使在宗教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与罗伯逊、布莱尔等神职人员和教授们相处融洽。
此外，休谟还是许多苏格兰启蒙成员的顾问和导师，虽然他在许多方面与众不同，但毋庸置疑地属于苏格兰启蒙阵营。

休谟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

一、 哲学层面

休谟的《人性论》被视为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休谟本人在自传中声称它“一生出来就死了”，但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人性论》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催生了托马斯·里德为代表的阿伯丁常识学派。
里德反对休谟哲学的前提，认为休谟支持怀疑论。
尽管大多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不在高哲学层面上参与讨论，但他们一致认同经验主义规则，并在全社会和个人经验中寻求因果解释。
休谟哲学的众多观点都对苏格兰启蒙思想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休谟将因果关系归结为三因素：连续性、优先性和恒常连接，认定因果关系是“心理上的习惯”，而非“世界中的东西”。
这引发了里德和康德的回应，他们其后拒绝了经验主义。
休谟认为人类行为由激情支配，道德本质上属于情感范畴，而不是理性的结果。
休谟还提出人类是社会性存在，不自私但行为自利，在有限资源条件下，追求个人和亲属的利益。
这使得正义、义务、允诺等行为成为社会习惯，而非自然固有的行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社会需要“牢固的正义规则”来维持秩序。
休谟对人性的恒定性和一致性的论述，也被普遍接受和认同，道德相对主义被否定，因为文明社会优于野蛮社会。
此外，休谟对税收、贸易、货币等问题极具影响力的分析，捍卫了商业和奢侈品的价值。
尽管部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如凯姆斯和弗格森不完全认同，但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其观点。
总之，休谟是现代性及其优越性的坚定支持者，这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共同标志之一。

二、宗教层面

休谟在宗教上更加公开地持怀疑态度。
他在《宗教的自然史》中指出宗教起源于恐惧，即人类情感，因此宗教是次要原则。
这种观点将大多数宗教视为迷信，仅基督教例外。
休谟还通过随笔批评奇迹、灵魂不朽并为自杀辩护，这些批评对象均为正统基督教的核心信条。
最激进的是，休谟在死后发表了《自然宗教对话录》，这动摇了启蒙运动版宗教信仰的主要支撑，即通过宇宙的有序性和设计证明上帝存在。
在苏格兰启蒙阵营中，尽管亚当·斯密接近这一思路，但休谟是唯一明确持此观点者。

三、历史层面

休谟作为历史学家最初闻名于世，主要因为《英国史》。
虽然有些观点被质疑，但该书影响深远。
亚当·斯密、约翰·米勒和威廉·罗伯逊都同意休谟关于封建社会崩溃和现代商业社会出现的解释，这显示了意外后果的作用和现代自由与法治的建立。
尽管休谟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但他的解释是苏格兰启蒙思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休谟并未明确认同一种次阶理论，在商业时代出现前，社会经历狩猎/采集、游牧和农业阶段。

本文摘自《休谟政治哲学与苏格兰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