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严嵩与张居正为啥都没好下场？符合规则的坏人、僭越制度的好人

在后世看来， 严嵩与张居正分别代表了明朝的权臣与能臣 ，但都没得到好下场：一个被剥夺一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另一个则是在死后被抄家，家人饱受摧残。 两人虽然泾渭分明，但看似殊途同归。
站在明朝的时代背景下来看，这才是他们的角色：严嵩是标准的奸臣，而张居正才是真正的权臣。
张居正的改革为明朝续命70多年 ，是利国利民的大功臣，但他的行使权力程序并不符合明朝的法度。
直白来说，他确实在做事，但按明朝的游戏规则，这些事不该他做；他手上实际掌握的权力，也不是他的岗位应有的。
而严嵩行使权力的程序符合明朝法规，是一个成熟、脑子清醒的皇帝赋予的。
但从结果来看，他干的大多是坏事，这是他品德的问题。 这种程序和结果完全倒挂的现象，是明朝特殊政治下的独有产物，那就是宰相的废除。
汉到唐时期，封建王朝的具体政治制度一直在变化，但基本的框架是既定而稳固的 ：皇室与政府、皇权与相权之间分离开来，形成了制衡与补充。
在这种模式下，王朝虽然是皇室的，但维持其运行的政府组织中，宰相才是首脑，并对皇帝负责。
政府组织中的其他人员和机构，比如汉朝的九卿、唐朝的六部，制度上都是宰相的下级。
这有点像现代企业，公司是董事长的，但总经理负责日常运营，并对董事长负责。
公司会出现某些董事长越过总经理，直接指挥的情况，但这属于个别现象，不符合一般的规则。
一般的运行规则是什么样的呢？以唐朝为例，由于实行群相制，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自动等同于宰相，其他凡头衔里带“同中书门下三品”字样的也是宰相。 遇上军国大事，宰相们在政事堂商议，形成普遍认可的意见，随后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们撰写诏书，形成几篇不同的稿子，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挑选一篇，略加修改后提交给皇帝同意签字，再传送给门下省；门下省审核确认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其后发给尚书省，由尚书六部中的对应部门执行。
也就是说，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是皇帝独裁，而是宰相们集体商议决定；皇帝的诏书其实是中书省之手，他本人只是签章批准。
未经宰相们盖章确认的诏书，理论上都是违法、不合规的。
当然，也有越过宰相，直接下命令的皇帝，但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女皇武则天越过宰相下达敕令，被刘祎之质疑：“ 不经凤台鸾阁何名敕 ”（凤台鸾阁即中书门下），即“没有经过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的文书，能叫诏令吗？”武则天随后将刘祎之赐死在家中，而她的专权、对政治规则的践踏，被后世诟病。 唐中宗李显不经过宰相签章就自行任命官员，但出于心虚，用黑笔而非朱笔批示，装敕令的袋子不敢用标准方式密封，而是改成斜的，由此得名“ 斜封墨敕 ”，等同于告诉人们这些诏书未经宰相批准。
因此，“斜封官”在当时成了官场笑话，得不到认可。
李隆基掌权后立即撤掉了这种不合规任命的官员。
元明之前，各朝代政治运作基本都按上述流程，宰相可视为“副皇帝”，对上向皇帝负责对下领导百官。
遇上越权的皇帝，他可随时撤职，但不能直接废除宰相职务，或一直越过宰相自己干活。
但朱元璋改变了这一传统规则。
洪武十三年， 朱元璋以胡惟庸为由将其诛杀，随后废除了宰相的岗位 ，并命令子孙后代永远不准设立宰相。 在这之前，宋至明初，门下省已废，尚书省只干活，宰相出自中书省。
此时废宰相后，中书省也没了，尚书省不再设尚书令，这六部分别设尚书，直接听从皇帝调遣。
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官，在当时是最高“职称”。
即明朝皇帝兼任宰相，皇室、朝廷合而为一，是中国古代政治领域的划时代改变。
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即使朱元璋、朱棣这样的工作狂，想事无巨细抓政务，也是力有不逮，于是找了一些书生打下手；这些人的办公地点位于内廷的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及文渊阁、东阁，得名“内阁”。
当时内阁学士只根据皇帝口头吩咐写稿子、整理文件，等同如今的秘书，没有参政、决策权，官阶才五品；所有事务的决策权由皇帝本人掌握，他们起早贪黑、累得半死，历史上勤快程度与其不相伯仲的，只有秦始皇。 但此后，子孙们无朱元璋朱棣精力与体力，乐得当甩手掌柜，把议政、决策权交给内阁学士们。
但是，以下两个特点决定了内阁并不等同于以前的宰相。
第一，整个明朝乃至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内阁大学士的官阶都是五品，在朝廷里没有话语权，说白了只是皇帝的顾问，听从皇帝命令、协讨论政事。
但是，中国人历来善于变通，当时最高官员是啥？六部尚书。
因此所有内阁学士由某部尚书兼任。
于是史书中几乎所有明朝内阁成员的头衔都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
就是说，即便牛掰如内阁首辅，最高官阶也是六部尚书之一。
从法理上讲，没有指挥六部及其他部门的权力，远不如以前的宰相。 第二， 内阁成员可参政议政，但方式受限 。
对于某一项事务，他们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同奏章贴在一起交皇帝；皇帝看过后，可以采取内阁的意见，也可以修改，然后撕掉条子，自己用红笔在奏章上签意见，于是得名朱批、批红。
由此可见，与汉唐不同，明朝敕令出自皇帝之手，即使可能是抄别人的。
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懒、精力体力越来越差，于是把批红工作交给身边太监处理，所谓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成了皇帝的代理人。
上述情况注定了明朝没有能够指挥各个朝廷部门的宰相，更难产生像霍光、杨坚那样的权臣，皇权自然更加稳固了。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由于皇帝大权独揽、文官权力分散的模式，除了皇帝本人，很难出现能力排众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官员。
如果皇帝躺平摆烂，容易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宦官专权。
这些掌握了批红权的司礼监宦官，等同于事实上的皇帝。
如果皇帝放手不管，加之这些人本身道德败坏、水平低劣，随之而来的就是阉党乱政、祸国殃民，如王振、刘瑾、魏忠贤。
除了明朝，任何朝代都未出现这种密集而不间断的宦官乱政现象。
第二种，奸臣当道。
既然皇帝兼任宰相职责，下面的朝廷高官理论上就不用为政权负责。
他们若无责任心，不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抱负，完全可以混日子、以权谋私。
这一群体的代表，严嵩当仁不让，还有周延儒、马士英等。
以严嵩为例，他陷害同僚、结党营私、贪赃纳贿，可谓祸国殃民；然而他权力来自嘉靖帝的授权，未超出内阁大学士的范围；虽然坏事做绝，说到底是权术厉害，但并没有违背制度。
说他是权臣，其实不准确。
直到张居正的出现，才堪称明朝政治圈的另类。
张居正是什么身份、职务？明穆宗期间，他最高官职是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任内阁次辅；十岁的明神宗即位后，他取代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官方职务是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按常理，这种身份未突破明朝制度限制，不足以让张居正大权独揽；如果没有绝对权力，中央政权大概率还是推诿扯皮、各不负责，吏治腐败、冗员严重、国库空虚、外有强敌（倭寇、蒙古）......重重危机下的大明王朝搞不好提前步入末日。
为了实现雄心壮志，张居正以非常规手段突破了制度限制：皇帝年幼且是自己的学生，对自己心存尊敬之心；而自己首先要搞定的，就是皇帝的代言人—掌握了批红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因此，依靠皇帝的尊敬与冯保的关系，张居正成了明代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他以六科（六部的给事中，负责稽察六部事务）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以强力实现了上行下达。
执掌权力期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改革，包括整顿吏治、增强边备、整改漕运、清丈土地、裁却冗官、推行一条鞭法，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以一己之力帮助大明王朝续命七十年。
对于张居正的功绩，有人称赞“ 除却伊、周只此人 ”。
从结果来看，这无疑是最至高的赞誉；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却恰好是张居正的罪状。
伊、周指伊尹、周公，都是帝王的辅政大臣，比宰相还要宰相。
但明朝没有宰相，九卿（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院）上面的直接领导是皇帝，内阁只是皇帝的顾问。
而张居正要求各部门汇报工作时提供两份，一份给六科给事中，一份给内阁，等同于所有事务都由他总揽，一个部门的尚书、皇帝的顾问，凭啥提这种要求？ 因此，在张居正掌权期间，对他的攻击从未间断，但面对这些指责，他百口难辩。
谁让他确实违背了明面上的制度？这也是他死后被抄家的主要原因。
从结果来看，证明了张居正高尚的初衷；放在整个古代史上，他无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改革家。
在汉、唐等朝代，他值得百官赞扬、万民歌颂，是当之无愧的名相；然而在明朝，他却被视为“僭越”的权臣，即使他的目的是好的。
以张居正的聪明才智，他或许早就预测到了自己的身后事，也许支撑他的，只是一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