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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贺子珍赌气离开延安,她原本打算前往上海,但因为日寇正在进攻上海,最终她辗转到了苏联。
在异国他乡,贺子珍的生活并不如意,尤其当她得知毛主席与江青在一起后,更是心痛至极,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1939年,周恩来因手臂受伤前往苏联治疗,见到了贺子珍。
周恩来带来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称呼贺子珍为“同志”。
周恩来从全局出发,指出贺子珍一走了之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毛主席身边需要人照顾。
贺子珍逐渐接受了现实,她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时光。
1947年,在老战友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并经过毛主席同意,她回到了国内。
她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并向组织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参加工作,二是想见毛主席一面。
她的第一个请求很快得以实现,被安排到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
期间,她还参加了全国劳动大会。
然而,由于身体原因,她很快便病倒了,不得不休养身体,从此几乎不再出现在公众面前。
贺子珍的第二个请求一直到1959年才实现。
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与贺子珍见了一面。
贺子珍见到毛主席后泪流满面,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毛主席则在一旁安慰她,直到她的情绪渐渐平复。
毛主席与贺子珍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只见工作人员在外等候。
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嘱咐警卫员第二天送贺子珍下山。
没想到,这次见面后,江青对贺子珍的敌意加剧,导致贺子珍一直未能担任重要职务。
1966年,江青已位高权重,在她的授意下,贺子珍受到了针对。
陈伯达提议将贺子珍送到西北休养,毛主席闻讯十分生气,斥责道:“这是谁出的主意?我不同意,陈伯达有本事自己去!”
毛主席的态度让江青和陈伯达放弃了念头,但江青对贺子珍的敌意仍未消除。
由于贺子珍在上海,江青在北京,两人难见面,也就少了冲突。
1971年8月,贺子珍和江青巧合地都到了青岛。
贺子珍先于江青到达青岛休养。
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奉命到青岛安排工作,得知贺子珍在此后,向江青汇报。
江青表面上说无所谓,但到达青岛后却大发雷霆,把怒气撒在杨银禄身上,责备他没有安排好。
杨银禄听着江青的责备,不敢反驳。
此后,类似的事情再未发生。
1976年10月14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公布,贺子珍得知此事后并未表现出高兴,也没有对江青被隔离审查发表任何评价。
不过,她对身边的女儿李敏说:“我可以做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录!”从此可以看出,贺子珍并不愿提及江青的事情,也不想关心她的动向。
1977年春天的一天早上,贺子珍起床时突然发现左手和左腿失去了行动能力。
医生诊断,她中风了。
此后,贺子珍一直靠轮椅行动,尽管行动不便,她仍坚持要去北京看看毛主席。
经过多方协调安排,1979年9月9日,贺子珍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在天安门前,贺子珍久久不舍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