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会有那么多的大医，与我们最根本的差异在哪？

无论个人能力如何，在医术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的水平远逊色于古代的名医。

无论是叶天士、李东垣、朱丹溪，还是丁甘仁，这些大师的医术均超乎寻常。

即便是北京四大名医中的任一位，他们的日诊量也往往在二三百人，而我们如今能达到五十人已算不错。

最近，有位师弟询问，现代中医为何无法培养出如古代一样的大医。

在古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如叶天士般日诊数百人的医者，然而当时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传媒来做宣传。

民国时期的医生们，如丁甘仁、费伯雄等人，更是数不胜数。

就算是如今的大城市，也难见这些名医的踪迹。

五十年前，每个城市都至少会有一位人人皆知的名医，这个名医的影响力甚至延伸至附近的乡镇。

而今天，如果让一位城里人提及当地的名医，恐怕几乎无人能答。

因此，探讨古人为何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大医，以及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异，有必要加以解析。

一、门诊病号量大

古代大医的一个基本条件便是庞大的门诊量，这样患者之间的口碑才能自然形成。

如果一年下来，每天只看二十个患者（如今算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就算全部治好，这样的传播能量也难以使其成为真正的大医。

要想在百姓心中立足，便需要日诊量极大，只有这样，百姓的信任才能带来更多的患者，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成长为真正的名医。

以日诊二百人为例，假设医生每日工作八小时，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也就在两分钟左右。

我们必须思考，在两分钟内，医生究竟能做些什么？医生需要进行望、闻、问、切，望诊和闻诊可以快速完成，不会占用很多时间，诊脉则需要达到五十次以上，也会耗费将近一分钟。

病人起身离开与新病人进来之间的时间也大约需要十秒，再加上写处方的二十秒，最终，医生的可用问诊时间大约只剩下三十秒，而这显然不足以进行深入的辩证，甚至连大致的病情都难以了解。

二、古人治病的思路：切脉

这让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可能：古人诊完脉后便心中有数，随后再咨询几句确认与自己推测的一致，若一致则处方即可。

可见，古代人的治病思路并非今天所强调的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这一概念最早出自民国时期的祝味菊，而非古代医者。

现今中医书本所教授的诊疗系统，通常以肝气郁结为例，患者在生气后会出现口苦、胸胁胀满及其他症状。

中医师通过这些表现进行辨证，最终开出处方。

然而古人则是通过切脉了解整体状况，若脉象显现出气机郁滞，结合其他脉象分析各脏器状况，很快就能确立治疗方案。

古代医生的效率极高，往往能在较短的诊疗时间内达成显著疗效。

或许你会质疑我的说法，但举个例子：在随便一本古代名医的书中，我们都能看到相似的诊疗思路。

比如张锡纯，他会根据不同的脉象调整药方。

古代医者基本上都采用同样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朱丹溪，明代的周慎斋，民国的王雨三及近代的赵绍琴等，他们的脉象描述皆十分细致。

还有，现在很多老人看病时只伸出手，而不多说话。

现代医生对此往往困惑不解，实际上这正是古时的看病方式。

老人在医生面前会恭敬地伸手，待医生看完脉后，只需回答相关问题了事。

现今则是患者往往多言，其实这只会增加辨证的复杂性。

相比之下，古代通过脉象了解整体状况，开方之法更省力且临床效果显著。

三、振兴中医：自强与反思

最近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病人交流，她分享了自己对济南已故名医魏继贤的敬仰。

年轻时，她因头晕寻医不愈，最终求助于魏医师。

她排了长队，诊脉后，他简单开了方，告知“三副药，包好”。

仅用两幅药便痊愈了。

这样的中医人才在当时数不胜数，而如今这样的培养模式已难以再现。

现代的医学教育常常以教科书为准，将中医定型且固化，这导致许多新鲜血液无法注入。

我们需多反思，将中医还原到它最初的样子，从而实现中医的振兴。

如果每个城市都能拥有日诊二三百人的中医师，如何能不兴盛？中医需要自强、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