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9-16
从上海到广州深圳的高铁行程,为何总是让人感觉“慢吞吞”?这个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高铁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考量和技术平衡。
2011年,中国高铁经历了从追求速度到注重安全的转折点。当年4月,铁道部宣布将高铁最高运营速度从350公里/小时降至300公里/小时。这一决定并非出于安全考虑,而是基于技术与经济的综合考量。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黄强回忆道:“2011年,盛光祖担任铁道部部长,他当部长的时候做了个决策,适当降低高铁当时运行的速度,250公里的降到200公里,350公里的降到300公里。”这一决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与250公里的动车组混跑效率更高;二是降速可以降低一定比例的成本。
高铁降速不仅影响了速度,更深刻地改变了高铁的运营模式。以京沪高铁为例,2019年前三季度,本线车的毛利约为19万元/列,跨线车约为7万元/列。这意味着每列本线车的回报约为跨线车的2.6倍。
这种运营模式的转变,使得高铁公司在追求速度和效率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正如一位业内专家所言:“高铁降速,和‘7·23事故’无关。降速可能存在两个因素。其一,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和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混跑,效率要高于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和时速250公里动车组混跑;其二,从时速350公里降到300公里,可以降低一定比例的成本。”
尽管降速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提升,但高铁线路的利用效率仍然面临挑战。数据显示,许多高铁线路的上座率不足50%,甚至有些线路如郑西高铁、武咸城铁等,运营两年上座率不到50%,亏损严重。
这种运力闲置的现象,反映了高铁建设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所指出的:“高铁上座率具有地区不平衡和时期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现在只有京沪、京广等个别线路的上座率能达到80%,其余很多线路甚至连50%都达不到。另一方面,在热门节假日,高铁一票难求;而在平日,许多车次却空空荡荡。”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高铁建设正在经历战略调整。2021年3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将严格控制建设既有高铁的平行线路,严禁以新建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名义违规变相建设地铁、轻轨,同时对350公里/时的高铁项目明确了建设门槛。
这一政策转向标志着中国高铁建设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变。正如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教授孙章所言:“此次出台《意见》并不意味着中国高铁建设踩刹车,而只是减油门。‘十三五’期间年均投产铁路里程为5080公里,即使按照新规划计算,今后的年均投产铁路里程也有3600公里,虽有速度下降,但规模和力度仍然很大,重点是调整高铁与普铁的投产比例。”
从上海到广深的高铁速度之“慢”,折射出的是中国高铁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考量和技术平衡。它不仅是速度与安全的权衡,更是经济效益、运营效率和未来发展的综合考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高铁正在逐步实现从追求速度到追求质量的转变,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