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马之乱，东吴灭亡的前奏

按史书记载，晋军灭吴的战役进行得十分顺利，仿佛东吴的崩溃是一瞬间的事情。
实际上， 东吴早已腐朽不堪 ，在总崩溃前的几个月，灭亡的迹象早已显现。

从孙皓的晚期开始，东吴上下为了迎合他的喜好，开始大造祥瑞。

天玺元年（276年）八月，地方上报称历阳山中发现一块石头，其纹理天然形成文字，预示着“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云云。
不久之后，又在吴兴阳羡山发现一块长十余丈中空的石头，同样被认为是祥瑞。

这种祥瑞自然是伪造的，但孙皓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借此在阳羡国山举行了封禅大典，这也是东吴符瑞制造活动的最高峰。

封禅大典结束后，孙皓下令次年改元天纪。

所谓“天纪”即上天的纪纲，据他认为，历阳山中的石头文字是上天给他的指示，改元天纪可以与这一吉兆相对应。
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天纪年号竟是东吴最后的年号。

孙皓这位曾经有明君之相的东吴末代皇帝，此时已昏聩至极，他将这些虚假繁荣信以为真，完全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仍在幻想一统九州的美梦中。

《江表传》记载，孙皓曾被手下炮制的祥瑞迷惑得晕头转向，他狂喜道：“从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复谁！”可见其骄傲自大已到了极点，他完全活在幻想中。

或许正因此，孙皓才会将任何对自己统治不利的传言视为洪水猛兽，因为这将打碎他的美梦。

《汉晋春秋》记载，当时东吴境内流传一则谶语，说是“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

这则谶语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南裔”，一个是“公孙”。“南裔”比较好理解，按当时的语言习惯，南裔特指交广一带。
比如张昭的儿子张休被贬到交州，《三国志》称其为“流播南裔”。

那么“公孙”指什么呢？辽东公孙氏早已灭亡四十年，如何能威胁到东吴呢？

原来在江东，除了顾、陆、朱、张四大家族外，还有八个次级士族。
陆机在《吴趋行》中提到：“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因此这些家族被统称为四姓八族。

根据唐代学者李善的注解可知，这八族包括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
因此公孙氏虽在朝中无显赫者，但也是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家族。

听闻这则谶语，异常迷信的孙皓有些恐慌，他认为不仅岭南即将暴动，公孙家的人也可能在江东作乱，东吴将陷入内外夹击的境地。
尤其是公孙氏，其中不少族人在东吴江防部队任职，一旦他们叛逃晋国做了带路党，东吴将面临重大危机。

为了防范这次可能的劫难，孙皓将文武官员中所有姓公孙者全部迁徙到广州，不让他们停留在长江沿岸。

根据谶语显示，广州的动乱难以避免，因此孙皓决定将公孙家也赶到那里去，待他们发起叛乱再一网打尽。

可孙皓虽机关算尽，却百密一疏。
正如秦始皇对“亡秦者胡”这句谶语误认为指的是匈奴，孙皓也误解了谶语中“公孙”的真正意义。
先按下不表。

从那以后， 孙皓对交广二州特别关注。
虽然数年前东吴已平定了交阯之乱，但岭南二州始终是东吴几个地理单元中最不稳定的地区，东吴朝廷无法形成彻底的有效统治。

晋平吴后，前东吴交州刺史陶璜向西晋朝廷汇报岭南情况时提到，交州“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并说广州“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
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显示出朝廷对当地的控制力非常有限，交广人多不服从朝廷。

甚至《南齐书》也提到广州土著“楼居山险，不肯宾服”，可见南北朝时期，岭南都未完全纳入华夏政权的统治。

因此，对交广二州可能出现的动乱，东吴早有心理准备，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即交广分治。

这一政策在上次交州之乱中已开始实施。
当时东吴将原交州东部分为广州，动乱平定后，在二州分别设立都督区，以交阯郡龙编为首的交州都督区和以南海郡番禺为中心的广州都督区。

陶璜认为，交广二州互为唇齿，任何一个州出乱子，另一个可以立即支援。

这次谶言中危机迫在眉睫，孙皓命人核查广州户口，甄别可能叛乱者。

然而，孙皓未曾料到，他的“未雨绸缪”之举让动乱提前爆发。
天纪三年（279年）夏，一名叫郭马的将领借此煽动广州军民作乱，第二次岭南之乱爆发。

郭马本是个小角色，原为合浦太守脩允手下小军官。
脩允转任桂林太守，但因病在番禺养病，派郭马领兵五百到桂林安抚蛮夷部族。
不久脩允去世，因孙皓逐步废黜部曲袭领制度，脩允部曲应交他人指挥。

郭马与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世代从军的老兵不愿分离，适逢孙皓清查广州户口，叛乱爆发。

郭马起兵后，迅速杀死广州都督虞授，自称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又委任殷兴为广州刺史，吴述为南海太守，命何典进攻苍梧郡，王族进攻始兴郡。

叛乱声势浩大，郭马再杀南海太守刘略，赶走广州刺史徐旗，广州一片大乱。

孙皓得知消息，彻底震惊。
谶言说“亡吴者公孙”，结果与公孙家族无关，他判断失误吗？

此刻，孙皓感到极度恐惧，预感东吴亡国在即，遂发出“此天亡也”的哀鸣。

孙皓的预感是对的，郭马之乱可能不只是地方叛乱，很可能与晋国有关。

《晋书》记载，杨稷战败被陶璜擒获，其手下有忠勇如毛炅者，也有忍辱偷生者，孟干、爨能、李松三人即如此。

孙皓原本要处死这些降将，但有人劝他说：“这些人各为其主，不必为难，让他们将功获罚。”于是迁至临海郡（今浙江南部及福建北部），以示宽大。

本应安心过一生，但孟干不甘心。
他效命晋国，深入蛮荒博取前程，这种结局非其所愿，发誓脱吴归晋。
孟干想到一个好主意。

诸葛亮曾发明元戎弩，令曹魏忌惮。
蜀灭后，懂得制作的工匠随晋国回朝，东吴无法探知这种强器的奥秘。
孟干谎称懂制作，孙皓召他前去制作，孟干趁机逃往洛阳，归晋。

这害了两个同伴，孙皓命人将爨能、李松处死泄愤。

孟干逃回晋国，陈述伐吴大计，司马炎称赞，封他为日南太守。
虽是虚职，但显示嘉奖。

孟干有什么伐吴大计？他不过是南中土著，才学见识有限，能胜过司马炎智囊团吗？

可能性不大。
孟干的伐吴大计得到认可，不是正面进攻，或许是奇计，涉及郭马。

孟干曾与脩允父子战斗，脩允父亲脩则阵亡，孟干成俘虏，双方互相了解。

郭马作为脩允部将，与孟干或有接触，发现其不安分，可争取，或许献策以郭马为突破口伐吴，是他计策的优势。

郭马之乱在夏季，晋灭吴之战在十一月，但大规模兵力调动需长时间准备，时间相对应。

因此， 郭马之乱背后可能有晋国的阴谋，制造动乱吸引东吴注意力，实现“声南击北”。

从交广战场看，东吴交广分治，唇齿相依。
孙皓命滕脩为镇南将军、假节兼广州牧，率兵万人从东路进讨；陶璜统管交州及合浦、郁林二郡部队从西面进军，东西夹击，共讨郭马。

孙皓仍不放心，命徐陵督陶濬领兵七千助战。

徐陵，京口，东吴长江防线重要据点，曹丕南征目标，京口驻军是东吴国防重中之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可见广州之乱对国防布局影响重大。

从整体战略看，晋国是赢家。
东吴在一隅获胜，却全局失败。

《晋书》记载，杜预上表给司马炎：“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
推理势，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保夏口以东，延视息，无法西上，空其国都。”

意即，东吴江防兵力严重不足，只能保住夏口以东，无力西上，国都建业空虚。

天纪三年闰月七月，可见东吴江防从夏秋之交开始捉襟见肘，时间与郭马之乱一致，不是巧合。

东吴防备空虚，除因郭马之乱牵制，还因孙皓错误部署。

孙皓曾大肆分封诸王三十三人，其中二十二人各得属兵三千，超过六万人。
而晋灭吴时东吴总军力不过二十三万。

孙皓将四分之一兵力分给儿子，制衡大家族，但对国防造严重不良影响。

陆抗通过总结西陵之战经验，震撼于晋国在荆州方向动员八万大军，他仅三万人，虽侥幸胜出，但下次如何？

荆州远离江东，却是东吴国防重点，一旦敌人突破，江防崩溃。
陆抗病重依然上书请求增兵至八万，孙皓未回应。

陆抗带着遗憾去世，忧虑成现实。
如果孙皓将六万人增援荆州，何至如此窘迫？

所谓“公孙”，并非公孙氏家族。在古代，公侯王子之孙称为“公孙”，谶语中的公孙大概指孙皓这些儿子。

孙皓虽为一国之君，但其父孙和未做皇帝，他的孙子们称为“公孙”合理。

这些“公孙”坐拥六万大军，分处各地，未形成有效统一指挥，亡国之际未起作用，反而浪费兵力，晋军摧枯拉朽。
我想这才是“亡吴者公孙”的真正含义，可惜孙皓没领会。

兵法有言：“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即处处防备则每地兵力不足。

东吴长江防线如此，以东吴国力，除非将绝大多数兵力部署沿江防线，如此方能在晋国总攻时一战，但也勉强。

东吴不仅有郭马之乱牵制，又有诸王六万大军无所事事，而陆抗此类英雄已逝，东吴能逃过此劫吗？

此时西晋帝国战争机器隆隆开启，割据江东八十多年的孙氏政权终将迎来命运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