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268年三次暂停科举，前两次很快重开，第三次为何起争议？

科举考试关系到无数读书人的未来。
本来1900年是清朝举行科举乡试的年份，然而庚子事变的爆发使京城沦陷于八国联军手中，科举考试不得不暂停。
就在1901年庚子事变结束后，重开科举乡试的争论爆发了。
而这场争斗的主角正是庚子年东南互保运动的发起者——东南地方督抚们。
一、中央地方再度争论 清朝立国二百多年，只因动乱暂停过三次科举考试，分别是康熙年间的平定三藩战争、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光绪年间的庚子之乱。
不同的是，前两次战争结束后科举考试迅速重开，但庚子事变结束后，清朝正忙于维新变革，科举制度正面临被废除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应该重开的科举考试面临被搁置的风险。
古代的科举考试 1901年农历三月，清朝与联军的和谈接近尾声，乡试的重开再次被提上议程。
庚子年的科举推迟理由是战争，但和谈接近达成，重开科举应是顺理成章。
1901年三月，陕甘总督曾向军机处发报询问科举是否再开，位于西安的行在及北京的中央部门就重开科举一事已达成共识，只待时机公布。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两江总督 刘坤一反对重开科举 ，他与地方督抚领袖张之洞正撰写《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刘坤一关注的是新政改革。
在重开科举的强烈意愿面前，刘坤一在与张之洞商议后，上奏明确反对辛丑年重开乡试。
刘坤一 二、为何反对重开科举 在刘坤一的奏折中，他无法直接说科举有害新政变法，只能称两宫尚未回京，大局未定，重开科举时机不成熟，且京城贡院在事变中被毁无法考试，南方面临匪患，北方出现灾荒，总之不适合重开科举。
京师贡院 大清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即使刘坤一没有夸大事实，也必须重开科举，否则朝野千千万万读书人将群起而指责。
因此， 刘坤一的奏折被驳回 ，重开科举似乎已成定局。
刘坤一见奏折无效，就试图联合各地督抚共同上奏，但这次情形不同于东南互保运动，申请重开科举和暂缓科举的督抚数量竟然相差无几，说明刘坤一的上奏确有夸大和虚假成分。
那么他为何冒欺君之嫌反对重开科举呢？ 这与清末新政紧密相关。
科举开不开，是个问题 作为清末新政的设计者，张之洞与刘坤一对新政有全面考虑，改革教育是首要任务，科举便是关键。
推行新政需兴学堂、改科举甚至废科举，但废科举不现实，改科举、兴学堂需时间。
若此时重开乡试，后续的会试、殿试将使新科举拖延，对二人推行新政不利。
清末新式学堂 三、东南互保的余波 面对东南督抚的强势反对，中央也不甘示弱。
留守京城的中央大员 张百熙毫不客气地反击 ，称和局已定，重开科举正是收揽人心、激励士气的最佳时机，东南督抚提出的种种理由，如匪患扰乱科举等，简直是无稽之谈，他本人曾在广东任学政，从未遭遇匪患扰乱科举。
张百熙的奏折重点在于人心、士气问题，这正是历经动乱的清朝最致命的问题。
张百熙 刘坤一等人如何应对中央大臣的发难呢？ 早在收到张百熙奏折内容的辛丑年三月，刘坤一便向东南各省督抚发电，重申反对重开科举的立场，张之洞随后也发电支持刘坤一。
他们认为既然京城贡院尚未修好，顺天地区无法举办科举，首都和东南地区均无法举行乡试，次年的会试必定延期，那么执意重开科举的省份有何意义呢？ 张之洞 四月份，刘坤一与张之洞依旧坚持延期科举，但二人显然低估了朝野反对声音，局面已然骑虎难下，只能坚持反对辛丑年重开乡试。
正巧此时袁世凯上奏提出西方国家认为大清守旧不变，此时推行新政、改良科举或能改善形象。
袁世凯 袁世凯的奏折成为东南督抚的绝佳“借口”，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上报之前，刘张二人率先递交了改良科举的奏折。
东南督抚如此强硬，朝廷不得不迁就，准许暂缓科举一年。
最终，这场争论以部分省份恢复科举而东南暂缓科举一年的结果而告终。
小白说 东南互保运动后，张之洞与刘坤一等东南督抚的权势达到顶峰 ，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与影响力。
面对是否重开科举的争论，朝廷与东南地方产生了许多矛盾，最终在东南互保余波的影响下，朝廷被迫同意东南督抚的提议，暂停辛丑年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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