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杰｜一线的弱国外交官：陆徵祥在1919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的代表团参会。然而，对于这位“弱国外交官”来说，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外交博弈。

陆徵祥面临的首要困境是“弱国无外交”的现实。一战期间，日本借机占领山东，逼迫中国签署“二十一条”。尽管中国对德宣战并派遣劳工赴欧参战，但其国际地位依然低下。在和会上，陆徵祥不仅要面对列强的强势，还要应对国内复杂的政局。

面对如此困境，陆徵祥展现出了灵活的外交策略。他最初试图依赖日本善意收回胶州湾，同时寻求美国支持废除《辛丑和约》。然而，随着形势变化，他不得不转向“联美制日”的策略。这种策略转变反映了陆徵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

在和会上，陆徵祥领导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四项要求：收回山东权益、改正列强在华特权、对德奥和约列条件、废除“二十一条”。其中，山东问题成为焦点。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中国则要求直接收回。在1月28日的十人会议上，顾维钧的精彩发言一度让中国占据上风。然而，日本以退出和会相威胁，最终迫使美国做出让步。

面对不利局面，陆徵祥并未轻易放弃。他不断向北京请示，并与代表团内部成员协商对策。然而，代表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陆徵祥与顾维钧、王正廷等人在策略上存在分歧，这种内部斗争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外交的困境。

随着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陆徵祥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最终，在6月28日，他代表中国代表团发出拒签和约的电报。这一决定虽然维护了国家尊严，但也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参与凡尔赛体系的机会。

陆徵祥的巴黎和会经历，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缩影。他作为“弱国外交官”，在强权政治的夹缝中艰难求存，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然而，他也无法摆脱“弱国无外交”的宿命。陆徵祥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实力才是外交的基石。只有国家强大，外交官才能真正为国家争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