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个请华国锋让贤的人，曾在会议上直言道：人要有自知之明

1976年动荡结束后，中国并未立即改变发展路线并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知未来该何去何从。

直到1977年，华国锋同志建议党中央执行了两项重大决议：逐步拨乱反正，纠正“左”的思想错误；请邓公重回中央工作。

当时邓公仍被拘押在秦城监狱，身负多项罪名尚未完全洗清，许多群众和党员干部对邓公存在误解，将他与“右”联系在一起，比如陈永贵同志和汪东兴同志。

他们都比较保守，仍沉浸在过去的光辉中，坚决反对邓公复出。

陈永贵甚至私下找到华国锋，请他慎重考虑，千千万万不能“解放”邓公。

华国锋没有多做解释，只是拍了拍陈永贵的肩膀后便快步走开了。

邓公复出是大势所趋，是众多老同志共同的期盼，不是陈和汪两人能阻止的。

1977年3月，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首次提出，王洪文、江青对邓公的指责纯属造谣，毫无根据，必须为邓公恢复名誉，并请他回中南海继续为国家建设效力。

与此同时，邓公也在为自己争取复出。

他写了一封长信，明确指出中国必须找准正确的指导思想，不再搞“教条主义”，不要生搬硬套毛主席的相关理论。

这引起汪东兴的不满，他直接找到邓公，要求改正信中的一些言辞，但遭到拒绝。

不久后，华国锋将邓公的信发表在党政官媒上，预示着邓公复出已成定局。

当年7月，党中央通过决议，正式批准邓公官复原职，重回国家核心领导层。

1978年，华国锋在党代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应当转变发展方式，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

此外，华还指出，未来将逐步退出中央，将权力平稳移交给邓公。

1979年，邓公和华国锋联手做了两件大事：派遣谷牧同志到欧洲考察，学习发达国家的市场运作模式，作为中国改革的参考；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保卫我国西南边境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虽然不反对改革，但不赞同“快刀斩乱麻”，而是希望循序渐进地执行各项政策。

然而，局势不等人，机遇稍纵即逝，一味保守只会让中国错失发展的“风口期”，再度落后世界。

陈云同志对此心急如焚，不愿眼睁睁看着中国“固步自封”，决定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1980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云突然谈论起华国锋来，直言华在过去几年里对国家有功，但也犯了一些错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民政权进步。

他还表示，人要有自知之明，犯错后需积极改正，这样才是好同志。

李先念、叶帅等人纷纷表示附和，开始论述华国锋的得与失。

客观来说，面对众人的批评，华国锋确实有些不悦，但冷静下来回顾过往几年的点滴，发现自己确实存在不足。

经过反思后，他决定提前退出中央，退位让贤于邓公。

1981年，江青等人被判刑，动荡彻底结束，新时代已然到来。

华国锋自觉完成历史使命，在党代会上辞去职务，甘愿退至幕后。

余生他在北京一处小胡同里，过着恬淡的生活，再不问政事，专心养花种草、读书练字。

2008年，他走到了人生尽头，病逝于某医院，享年87岁。

而邓公在成为国家领导人后，立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通过“双轨制”让政权快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力调动了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中国由此兴盛、繁荣，综合国力日益强劲。

至新世纪初，中国已成为国际上数一数二的超级经济体，中华民族稳步复兴，再也不会遭受任何凌辱与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