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名老八路掩护突围，集中18挺机枪射击，日军也被打懵头

熟悉抗战各个阶段的朋友都清楚，自武汉会战落幕后，日军的战略重心便逐渐转到稳固其占领区域的战斗上。

在此情形下，日军在敌后战场的驻兵和作战部署显得异常庞大。

自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八路军平型关参战至武汉陷落期间，日军出动千余士兵合击我军的次数超过10次，聚集万余兵力围攻的情况更是多达5次。

然而到了1938年中至1940年中，即全面抗战的第二、第三周年期间，日军在华北根据地的“扫荡”行动达到了109次以上，其中1000人以上的“扫荡”就有174次，而万余人以上的“扫荡”更是进行了10余次。

1942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豪言：华北地区新筑碉堡7700余个，遮断壕长达11860公里。

日军如此疯狂地修建防线和频繁“扫荡”，无疑是因为我军的作战给其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日军并非像抗日神剧中所描绘的那般愚笨，凶狠残暴之外，他们也颇为狡猾。

不断在与我军作战中吸取教训后，日军逐渐识破了我军的弱点，比如攻坚能力不足和弹药匮乏等，而对八路军的优点如擅长突袭、赢得民心等，日军早已心中有数。

经过1940年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后，日军意识到敌后武装力量的增强，因而决定集中更多兵力来对抗我军，自1941年至1942年，频繁展开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

八路军在武器装备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日军则因应我军战术机动能力强而大量修筑碉堡；另一方面，他们还修建公路，希望分割八路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其机动能力。

同时，因我军普遍物资匮乏，日军周围构筑封锁线，甚至在战斗中令部队尽量不携带过多弹药，以免被缴获利用。

而我军与民众的关系也得以延续，日军则通过屠杀和威逼来打压群众，并培养伪组织争夺控制权。

在这样的基础上，日军又集中优势力量对我根据地展开“扫荡”，试图逼迫八路军主力部队，并对周边的机关和群众发起攻击，导致根据地出现极大困难。

在日军疯狂“扫荡”的同时，国民党也随之掀起第二波反共高潮。

在一线部队中，国民党与我军屡次发生摩擦，政府还对我军实施经济封锁，停止发放经费和弹药。

当时我军的根据地多位于贫困山区，交叉地带的日常支援也十分匮乏，尤其是冀中、冀南等地更是遭到重创，其他地方也因天灾降临而面临极大困境。

许多部队在冬天时连棉衣都无处可得，无法填饱肚子，甚至不得不挖野菜充饥，并特别规定不得在村庄周围挖掘，以免与群众争食。

同时，因为战斗消耗严重，许多士兵只能手中握有有限的弹药。

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下，我军依旧顽强坚持，并在极端环境中还能赢得胜利，实在令人钦佩。

我们上述的内容，仅是为了向网友们普及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接下来便谈谈具体的战例。

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中有一处鲜有人提及的区域——冀鲁豫根据地，其最初面积较小，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的活动区域。

随着第二纵队主力转向新四军后，该根据地又合并了鲁西军区，抗战后期更是并入冀南军区，最终在抗战胜利后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的一部分。

冀南、豫东及鲁西三地的根据地连通华北、山东与华中，战略地位显得极其重要，但因其位于平原区域，日伪顽军力量庞大，故而斗争相当艰巨。

据统计，自1938年8月到1942年11月，日军对冀鲁豫地区“扫荡”的天数高达329天，作战频繁可见无疑。

在残酷的战斗中，冀鲁豫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大为减小，自1941年底起开始进行“精兵简政”，主力团部队取消营级建制，直接指挥连队，采取“小团大连”的编制方式，以便适应恶劣的战斗环境。

1942年9月27日，日军第12军出动第32、35、59师团和第4骑兵旅团的部分力量，以及伪军三万余人，向我军展开大规模“扫荡”。

日军此时的作战策略称为“铁壁合围”，即调动大量兵力，齐头并进，将我军压缩至预定区域后再袭击。

面对日军强大的武器装备，我军无法进行正面交锋，只能趁日军尚未完全合围之际，迅速跳出包围圈，针对其薄弱环节发起反击。

然这种反围打法说来简单，但实际操作难度巨大，由于我军的通信能力和机动战术明显落后于日军，许多部队多依靠预设作战方案临时应对，致使在战斗中常常出现被迫合围的现象，一旦被合围则只能进行残酷的突围战。

在这次“九二七大扫荡”前，冀鲁豫军区教导第3旅的政委曾思玉正率领其部队训练考核战斗，涵盖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内容。

随后，曾思玉率领7团、8团的部队准备执行任务。

9月27日清晨，侦察员报告发现日军，曾思玉立刻认定日军已开始大扫荡，迅速指挥部队转移。

当天亮时，确认西南和西北均已发现大量日军，曾思玉动员所有队伍，抛弃多余装备，炊事员也拿起铁锹、扁担准备战斗，预定的突围方向朝东北方进行。

到上午9点，部队在道沟移动时，突然闻到东北方向的枪声，随即日军飞机飞过投弹，周围涌来的日军如潮水般来袭。

他们对我根据地施行“三光政策”，在其压力下，周遭机关、群众及地方武装也纷纷汇聚，局势越发复杂，此时不仅战斗部队需突围，还需保护机关和群众一起突围。

此时，曾思玉手中部队数目约300人，要保护2000多名机关和群众突围，难度可想而知。

曾思玉与8团参谋长王晓商量后发现，西南、北方均有重兵驻守，而东北方向发现坦克，而南边是黄河故道的沙滩，地形开阔且不便隐蔽，因此只能在这一路找到少量孤立的旗帜，判断日军的兵力配置较为薄弱，故而决定选择此方向突围。

接着，8团参谋长王晓带队第1连及班长训练队以道沟等隐蔽方式靠近敌人，集中火力发起突然打击，对甘草堌堆村一角的日军展开猛攻，坚决突破。

7团的1连及班长训练队、9团的一个排则负责火力掩护，然而虽则南侧日军兵力不多，但仍有1个中队以火力封锁道沟，使我提早的突围未能成功。

战况愈发紧急，日军的远程炮火不断轰来，群众不断惊恐地呼喊：“八路军同志，快来救命！”

连排干部纷纷请求曾思玉下达命令：“政委，我们与敌人拼了吧！”

曾思玉下达了坚定指令：“干部和党员必须要起模范作用，全体同志要展现出英勇顽强的精神，一定要打破敌人的包围圈，冲出去！”

为压制日军，几个连和班长训练队将18挺机枪集中使用，特等射手全力开火，突击队员的步枪上也加装刺刀，并拧开手榴弹的盖子，炊事员也被装备上了缴获的武器，加入战斗。

这样一来，南侧的日军1个中队竟被打懵，经过几名八路军老连队的决死冲击，突破口被打开，重创日军，毙伤百余人。

战斗中，部队成功缴获部分日军武器装备，其中包括一名中尉的皮包与军刀，查证后确定该部为第32师团的石井部队。

打开突破口后并不意味着战斗结束，部队在未被其他日军合围时，马不停蹄掩护群众向南撤退。

在这次扫荡中，日军的骑兵第4旅团出动，由于大规模骑兵作战经常遭遇大量损失，因此在我军出其不意的突围后，其骑兵先锋队迅速支援。

曾思玉命令手下的骑兵班在沙滩上迅速奔跑，扬起沙尘以引诱日军骑兵的注意。

随后，骑兵班占领了敌前一个村庄，派出数人到村后驰骋，而其他战士则在村北的道沟潜伏。

日军骑兵追击我军时，在村北遭到突袭，慌忙失去队形，随后又在我军的诱导下，转向他处，而我步兵则快速掩护群众成功突围。

此次突围战斗中，教导第3旅损失约20余人，成功击毙伤敌军百余人，是一场极为成功的突围战。

然而，我们须明白，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并非每次突围都如此顺利。

此次指挥突围的正是后来的开国中将曾思玉，复杂局面下他能准确判断战场态势，展现出过人的指挥能力。

此外，被围部队虽少，但皆为主力部队的1连，且为参与过训练的队伍，战斗力相当强。

在八团班长训练队的学员董兆祥夺取日军的膏药旗后，于战场上英勇拼杀；而另一名参加战斗的炊事班长甚至用扁担砸死了一名假装死亡的日军，其缴获的中尉军刀和皮包正是由他所获得。

根据武器装备而言，两连及另一个排、两个班长训练队能一同击中18挺机枪，特等射手尚有99式步枪可用，部队对面对的日军中队具备短时间的火力压制能力。

最终，骑兵班也大大助力了突围，若非如此，日军骑兵追上，那将是极大的困扰。

所以，这样的突围是叠加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能力、部队的优良素质及敌手的失误而成，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在这次反“扫荡”中，南进支队后续部队以及第21团12连和陆军中学等单位被合围的同时，仅有部分战士突围，余下的大多数则被捕或牺牲，基本道军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尽管损失惨重，我军依然没有选择屈服，继续拼死战斗到底。

敌后抗战正是在一次次殊死搏战中不断坚持，能在无数次残酷的战斗中存活下来的部队，唯有可想而知其顽强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