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中，参照规章的含义？

行政诉讼法中的“参照规章”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热议的话题。这一制度不仅关乎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更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划分。

“参照规章”源于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这一规定赋予了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规章的权力，但并未明确“参照”的具体含义和法律效力。

长期以来，学界和实务界对“参照规章”的理解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参照”意味着法院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适用规章，甚至可以宣布规章无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参照”仅仅是参考之意，法院无权否定规章的效力。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张力。

2000年《立法法》的颁布，为“参照规章”制度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立法法》将规章纳入了“立法”的范围，但又将其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作了区分。这种安排既承认了规章的法律地位，又为法院的审查权留出了空间。

在司法实践中，“参照规章”制度的具体应用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逐步明确了法院对规章的审查权。2012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第5号指导案例，首次提出了“地方政府规章违反法律规定设定许可、处罚的，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不予适用”的裁判要点，标志着法院对规章的审查权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这一突破性进展引发了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这实质上赋予了法院间接宣布规章无效的权力，扩大了司法审查的范围。但也有人担心，过度扩张法院的审查权可能会影响行政效率，甚至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

尽管如此，“参照规章”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例如，如何界定规章与上位法的“相抵触”？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拒绝适用规章？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展望未来，“参照规章”制度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在维护行政权与司法权合理分工的前提下，适度扩大法院对规章的审查权，以更好地实现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同时，也需要建立更加明确、可操作的审查标准，避免司法权过度介入行政领域。

总的来说，“参照规章”制度体现了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它不仅关乎行政诉讼的具体操作，更反映了中国法治体系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互动关系。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这一制度必将不断完善，为建设法治政府、维护公民权益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