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际根：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与民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学者对中国传统古史体系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学界对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迫切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同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开始，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选择殷墟作为发掘对象，本身就体现了考古学与传统史学的密切联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商代的存在，为重建中国上古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然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并非单纯的学术探索，而是承载着民族主义的使命。正如唐际根教授所言：“如果常年发掘安阳殷墟、郑州商城，或者讨论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文化都是民族主义特征的体现的话，那么中国考古学的确是完完全全的民族主义考古学了。”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发展初期确实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古学研究中以历史文献为线索，以考古为实证的“证史”主义倾向；二是借助文献史学的研究构建考古学的高层解释理论。这种特征形成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之初，并一直延续至今。

“证史”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但也引发了争议。西方学者如贝格雷教授就批评中国考古学过于依赖文献，忽视了考古资料的独立价值。唐际根对此回应道：“考古发现可以搭建商王朝历史的框架，但不能因此否定文献的价值。文字记录哪怕只言片语都非常珍贵。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科学分析地下材料的基础上，不排斥文献并通过认真排查梳理，在合理的时空框架中将考古资料和文献信息关联起来。”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文献的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开始注重田野考古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同时，考古学家们也开始反思民族主义倾向对考古学研究的影响。

唐际根指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学术被‘历史为现实服务’、‘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样的政治口号引导。”这种倾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但也限制了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科学性。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在史前和各历史时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如良渚古城、石卯古城等的发现，为早期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在民族主义与科学性之间找到平衡，如何更好地利用考古资料重建中国古代历史，如何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这些都是中国考古学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学术探索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认同构建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话题。未来，中国考古学需要在坚持科学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其在构建民族认同、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的作用，为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