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该炸掉”？三门峡大坝：壮举与败笔的交织

三门峡大坝，这座曾经被誉为“中国第一坝”的水利工程，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争议和挑战。从1957年正式投入使用至今，这座大坝见证了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成为了黄河治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始于1957年，当时被视为中国在水资源管理和防洪工程方面的重要成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坝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2003年秋季，陕西渭河下游发生了一场原本被认为是5年一遇的小洪水，却突然演变成50年一遇的大洪灾。这一事件引发了中科院院士张光斗和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的强烈言论，他们指责三门峡水电站为祸根，主张废弃该工程。

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害，使得社会各界对三门峡大坝的影响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和讨论。争议的核心在于大坝对上游和下游地区产生的不同影响。对于上游的陕西省来说，三门峡大坝带来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大坝的运行方式导致大量泥沙在水库区域淤积，加剧了上游的淤积难题。渭河及其支流成为泥沙的主要搬运通道，却无法及时将泥沙排入黄河，导致渭河水患频繁发生，原本小规模的水患逐渐演变成规模庞大的洪水灾害。

相比之下，三门峡大坝对下游的河南省及黄河下游地区带来了诸多好处。这座水坝在过去几十年中成功担负了黄河下游的防洪和防凌任务，有效地保护了冀、豫、鲁、皖、苏五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此外，大坝还在发电、供水、灌溉等方面为周边地区带来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种利益的不对等，使得陕西和河南两省在对待三门峡大坝的态度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陕西省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纷纷支持废弃三门峡水库，而河南省的32位人大代表则紧急联合提出“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的议案。这种争议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讨论，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地方利益的博弈。

回顾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早在大坝设计方案初次出炉的50年代，就已经掀起过激烈的争议。1957年，中国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70名专家学者在这个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十多位专家对360米高坝拦沙方案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早早地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淤积、土地淹没以及大规模移民等问题。

然而，尽管有专家提出了降低水位和保留排沙导流底孔的建议以降低淹没迁移和泥沙淤积的损失，但这些建议在修建阶段并未得到充分采纳。改建后的三门峡大坝运行不到两年，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威胁到西安。周总理和毛主席甚至提出了“不行就炸掉大坝”的极端方案。

最终，在两次改建的努力下，三门峡大坝的运行方式从最初的拦沙蓄水被调整为蓄清排浑。尽管这一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库淤沙问题，但上游淤积的挑战仍然存在。大坝的改建导致发电效益减弱，灌溉供水能力下降，而大坝开孔排沙的尝试也未能有效地为下游阻止泥沙的淤积。

今天，关于三门峡大坝的争论主要体现为水利技术和地方利益的争夺。尽管大坝本身已经成为水利技术的争论焦点，但争议的核心仍然是地方利益之争。三门峡大坝的兴建在当时确实对渭河流域带来了洪害，但却为黄河下游地区带来了实质性的效益，使得当时面临的两难选择变得复杂而辩证。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当时选择了其他方案，比如美国提出的将坝址从三门峡移至三门峡以下百公里的八里胡同（即现在的小浪底大坝），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如今，三门峡大坝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它既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见证，也是水利决策和管理中经验和教训的集中体现。对于这座大坝，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盲目地肯定。它提醒我们，在重大工程决策中，需要更加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长远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平衡。

三门峡大坝的故事，或许正是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水利工程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审慎地对待自然，尊重规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