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闹、民闹：社会问题与利益冲突的复杂交织

近年来，“农闹”、“民闹”等群体性事件频发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从山东平度征地冲突到广东乌坎村选举风波，从河南温县农民阻拦高速施工到云南巧家爆炸案，这些事件不仅造成财产损失，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那么，为何“闹”成为了部分群众表达诉求的主要方式？这一现象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 “闹”行为的产生与从众、感染、暗示与模仿等心理机制密切相关 。当个体置身于群体之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受到他人情绪和行为的影响，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从而做出平时不会做出的过激行为。这种心理机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被放大，导致群体性事件规模不断扩大。

将“闹”现象置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发现， 它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密切相关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转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

面对这一变化，解决“闹”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全面发展。正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所言：“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地区间要协调共同发展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加快新动能的引领作用，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持续推动“三去一降一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

再次，调动和激励全社会的创新创业能力，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最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效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向。

“闹”现象的频繁发生，反映了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它既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