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佛又灭佛，佛教在中国古代为何总是命途多舛？

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历经千年风雨，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命运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多次起伏。这种起伏的背后，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在儒家伦理卫道士眼中，佛教被视为“无君无父的宗教”，遭到了极力排斥。《三破论》就曾指责佛教“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严重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孝道伦理。

面对这种困境，早期佛教采取了两种策略来适应中国社会。首先，通过“格义”式的翻译佛经，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理念来比附佛教教义，消解二者之间的明显抵牾。其次，通过变造伪经的方式，将印度佛典进行剪裁、删改或重新撰述，创设新经，以达到宣孝和弘教的目的。

这种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印度佛教的本义，但却为中国广大世俗信众所乐于接受，从而使佛教取得了深厚的信仰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康僧会在翻译《六度集经》时，就采取了“以儒释佛”的方式，在译文中把佛学与儒家思想的孝道和仁政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然而，佛教与儒家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与儒家传统观念之间仍然存在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集中在孝亲祭祖、奉上敬王等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上。佛教的一些戒律仪规，如剃发出家、辞亲割爱、弃妻绝嗣等行为，往往被冠以“不孝”的莫大罪名，成为儒佛之争的焦点问题。

尽管如此，佛教仍然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社会。慧远等名僧的努力，使佛教与儒学的结合达到了更加成熟的境地。他们力图把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观念会通到佛教体系中去，即站在“方外”而竭力为“方内”服务。这种努力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也为后来佛教宗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但也因此与封建王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了冲突。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事件，背后都可以发现有儒臣的参与谋划。即使在禅宗创立、佛教完成中国化之后，还发生了著名儒家学者韩愈排佛的一场大论争。

然而，正是这种持续的冲突与融合，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韩愈虽然坚决排佛，但他独标道统、高扬孟子的做法，实际上为后来儒学汲取佛教心性之说，丰富和改造儒家学说打开了通道。李翱进一步作《复性书》，吸收佛教心性之说，提出了“复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折射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改造能力。佛教通过不断适应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适应过程不仅改变了佛教本身，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佛教与儒家的冲突与融合，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段引人深思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