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苏联对宗教画了条红线，却被戈尔巴乔夫打破

苏联的宗教政策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相对宽松的重大转变，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十月革命后，列宁政府立即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宣布宗教与国家分离，并将宗教组织的土地与不动产收归国有。这一政策标志着苏联对宗教采取了强硬的世俗化立场。斯大林时期，尽管在卫国战争期间出于政治需要对宗教组织有所缓和，但总体上仍维持了对宗教的严格管控。

然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对各个领域进行反思，形成多元、开放的政治观念。这一“新思维”成为其实施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宗教政策可以概括为“宽松的甚至是放任的”。1990年10月，苏联颁布了新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规，取消或淡化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组织及其活动的管理。这一政策变化导致了所谓的“宗教热潮”，宗教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以俄罗斯东正教会为例，到1989年下半年，它已经拥有了8100位教士、2443位领经人、70个教区、19个教育机构，以及至少9734个开放的教堂和35座修道院和修女院。这种规模远远超过了戈尔巴乔夫之前的任何时期。

然而，宗教政策的放宽并未带来预期的宗教生活和谐繁荣。相反，它导致了教派之间的宗教纷争，并使宗教问题不断泛化成为民族问题、政治问题。宗教领袖开始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宗教界强烈要求在最高苏维埃和各级人民代表中应有宗教徒的代表。1989年春，甚至有7名宗教界领袖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进入领导岗位。

这种宗教与政治的交织，不仅未能缓解苏联的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国家的分裂趋势。宗教力量成为一种危及苏维埃国家存在的负面因素。正如中国宗教学者白虹所指出的，“宗教热潮”与民族矛盾裹挟在一起的宗教教派冲突，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

苏联宗教政策的演变反映了其政治体制从极权主义到相对开放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未能有效应对苏联面临的深层社会矛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既要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又要警惕宗教力量对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