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狂的才子，最卑微的父亲

“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这是钱锺书在《围城》中所用的比喻，广为流传。
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这是作者自述的心声，但事实却恰好相反，钱锺书的婚姻恰是一座他不愿意走出的城。
他与杨绛的爱情，始于一见钟情，深入相互扶持，最终长久相伴。
他们携手走过六十六载，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同样婚姻美满的冰心也忍不住满怀羡慕地说：“他们是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和幸福的一对。” 成家后，他曾对杨绛认真地说了一句痴话：“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 而在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后，钱锺书坚决反对再生第二胎。
在提倡“人多力量大”的年代，在多子多福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并不普遍。
钱锺书这样认为：“ 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 （钱瑗的小名） 好，我们就会偏爱那个孩子，那我们又如何对得起阿圆呢。 ”他认为父母对孩子也要用情专一。
假如钱瑗没有早逝，战胜了疾病，她本该如她父母一样长寿，那么在《我们仨》上，她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呢？在这个父亲节，她又会对最爱的pop（爸爸）说些什么俏皮话呢？ ▲青年时代的钱锺书。
一提到钱锺书，人们大概都会想到《围城》。
这部1946年出版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便广受欢迎。
一位外国记者曾说，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亲眼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围城》的作者。
因为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让钱锺书感到不堪其扰，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玩物，所以才有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 在世人眼中，钱锺书是刚满20岁就能为父亲代笔撰写钱穆的《国学概论》序的少年天才，是以数学仅得15分便被破格录取进清华的学霸，是中国学术界的泰斗。
年轻时，钱锺书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他的狂气，因为很少有人能让他佩服。
清华毕业后，他拒绝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他认为“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据说，他还曾评价“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他即便成为国民女神林徽因的邻居，也未曾感冒过。
甚是少年轻狂。
在女儿“圆圆头”的眼里：“ 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 ▲一家三口（杨绛、钱锺书、钱瑗）。
在中国的家庭中，父亲的角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大多是缺位的，即使偶尔出现，也多以“严父”的形象示人，更别说将对孩子的爱意直白地表达出来了。
譬如，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从小就对他严格要求，基本不曾在钱锺书面前夸赞他。
然而，钱锺书却不算是传统典型的父亲，倒显得“现代”得让人有几分意外和惊喜。
他从小就是女儿阿圆的玩伴儿，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杨绛笑称他们是“老鼠哥哥同年伴”。
他喜欢带着女儿玩埋地雷的游戏，把女儿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书等藏在被子里，一个藏，一个找，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阿圆两三岁的时候，钱锺书不仅用墨笔在女儿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
被杨绛责备之后，他便开始编顺口溜，给阿圆取绰号。
有一天，看到女儿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跳去，好不欢快，于是故意逗阿圆说：“ 身上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 ”气得阿圆噘嘴撞头表示抗议，见状他立刻又比作猪噘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稚气大爆发。
多年以后，小儿童自己也成了白发老人，患病住院在床时，准备撰写《我们仨》，第一篇便是“ 爸爸逗我玩 ”，可见这些童年记忆之深刻难忘。
▲一家三口在三里河寓所。
1932年，钱锺书与杨绛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古月堂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面对怦然心动的命定之人，平日里看谁都不看的钱锺书当即表态：“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看着这个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的男子，也略带紧张地回应：“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钱锺书曾对杨绛说：“**没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结婚这事我没想过和别人。”于是两人次年订婚，1935年正式结为夫妻。
1937年5月19日，在英国牛津的一家妇产医院里，随同钱锺书留学的杨绛果然生了个女儿，她的降临让钱锺书喜出望外。
钱瑗出生时浑身青紫，被护士用产钳夹出来，无声无息，像一只虚弱的小猫。
护士们努力拍打钱瑗，她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响亮地回荡在产房中，于是护士们戏称她是“Miss Sing High”（意为“高歌小姐”）。
据说，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孩子。
当等待在病房外的钱锺书看到护士手中抱着的孩子，他仔细看了又看，得意地说：“ 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而杨绛当时还从未见过新生婴儿，反倒觉得这个小娃娃“又丑又怪”。
面对这个“又丑又怪”的娃娃，钱锺书有时候会闻闻她的脚丫子，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模样，引得孩子咯咯发笑。
有次因工作关系，钱锺书与钱瑗两年未见，阿圆似乎已经不认识了她的爸爸。
自钱锺书回家后把行李箱放下，堆在杨绛的床边，钱瑗就一直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眼里满是疑惑，继而有些不高兴了，于是向钱锺书宣布杨绛是她的妈妈，开始赶人：“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钱锺书欲哭无泪地笑问：“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谁料阿圆的一番话让这个大学者也惊呆了：“当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了，你是长大了才认识的。” 对于这个女儿，作为母亲的杨绛称她为“平生唯一的杰作”，而作为父亲的钱锺书更是不惜赞美之词。
他评价他的女儿：“ 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 ” ▲钱瑗五岁照。
钱瑗和她父母一样，志气不大。
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只想日后做个教师的“尖兵。”她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执教36年，为外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
她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上），自1981年出版以来，已被反复出版了9遍。
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本教材“既是一部出色的专著，又是一本实用教材，且是同类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
然而，由于钱瑗多年积劳成疾，下册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
钱锺书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学者，精通多国语言，当年破格录取入清华时，国文和英语都取得满分，后来留学欧洲，自学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
回到清华后，任外文系教授。
在钱瑗小时候，钱锺书亲自教她说一些英语单词，短的如牛、猪、猫、狗，最长的是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为她日后的英语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钱锺书的学风更是名副其实的传家宝，对钱瑗影响极大。
和钱瑗多年共事的陈教授，去钱家探望闲谈时，曾见钱瑗翻出一部很厚重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书中密密麻麻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字。
往下翻，几乎每页都是这样，而全书有几千页，这本辞书正是钱锺书的。
钱瑗解释说：“我父亲在下放期间，把这本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辞条都作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评注：修改、补充、更正，旁征博引，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这让陈教授啧啧称奇。
其实，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是钱瑗主审。
她同样逐字逐句认真校对，从头至尾反复读了几遍，不少书页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钱锺书和钱瑗父女俩。
只可惜，杨绛和钱锺书最钟爱的女儿病逝在了父母之前，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让钱锺书感到沉重的打击，次年冬天，他也离开了人世，只剩下杨绛一个人独自回忆过往。
而《我们仨》这本本该由三人共同完成的书，最终也只能由杨绛一人完成。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
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 这个普通的夫妻俩，“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再是困难”；还有一个普通的孩子，“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七年前，杨绛去世，这个与世无争、单纯朴素的小家庭终于谢幕。
但在中国，依旧有无数这样的家庭，不论身份、财富或地位，每天上演共同的悲欢离合。
参考资料：
杨绛：《我们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杨绛等：《我们的钱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