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把邓小平比作赫鲁晓夫，邓小平说：这是非常愚蠢的

1980年，意大利总理受邓小平邀请访华。

这次访问是改革开放后，西欧国家首脑较早访问中国的重大外交事件，备受中国、意大利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注。

国际外交界有个惯例，当一个国家的元首访问另一个国家时，该国最知名、最权威的新闻媒体会对出访国家的领导人进行独家采访，以此作为新闻舆论的预热。

这一殊荣落在了意大利《晚邮报》记者法拉奇的身上。

法拉奇是意大利乃至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女记者，以大胆犀利、咄咄逼人著称，很多名人在她面前都失去了光彩。

我方外交人员早已知晓法拉奇的“大名”，建议邓小平不要接受她的采访，以免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然而，邓小平却轻松地笑着说：“什么大风大浪没遇到过？还担心一个女记者问几个问题吗？”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邓小平。

显然，她早已做足了功课，一见面就说：“邓先生，我知道明天是您的生日，提前祝您生日快乐！”确实，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8月22日，次日是他的76岁生日。

不过，我党向来不提倡祝寿，邓小平笑着答道：“我多少年都不过生日了，几乎都忘了，谢谢你的关心。”

采访正式开始后，法拉奇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非常关注的话题：“我很早就曾访问中国，那时到处都是红旗和毛主席的画像，人们胸前都有。

然而这次我再来，却只有天安门城楼那一幅画像了。

我想知道，它还能悬挂多久？”

邓小平点了点头，郑重地回答道：“这个问题问得好，不仅是你们西方人关心，许多中国人也很关心。

毛主席是我们中国人民无比尊敬的领袖，过去我们挂了太多画像，有点不严肃，但天安门城楼这幅画像会永远悬挂在那里，寄托我们对他丰功伟绩的缅怀。”

紧接着，法拉奇提出了一个更让在场者汗颜的问题，甚至对邓小平有些冒犯：“西方许多媒体都将您与苏联的赫鲁晓夫相提并论，您对此有何感想？”

旁边的翻译听后，不敢直接翻译，但出于职业责任，还是把原话翻译了出来。

我方陪同人员一听都很生气，有意中止这种不友善的采访。

然而，邓小平不仅没有生气，还爽朗地笑了，大度地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行，但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与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

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法拉奇之所以提这个问题，其实是怀疑邓小平是否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对前任领导人的政策和路线发生巨大转变。

然而，中国的新一届政府与赫鲁晓夫政府截然不同。

赫鲁晓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苏联走向不归路，而邓小平却是继往开来，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如他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做好的事情做好。

今后相当长时期，还是做这件事。

当然，我们也要发展，还要继续发展。”

因此，邓小平明确地对法拉奇说：“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接下来，法拉奇又问了第三个问题：“我仔细研究过您的生平，您一直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领导人，为什么甘坐第二把座位呢？”

这个问题也是当时国内外普遍关注的。

邓小平当时的职务是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职位都不是一把手。

邓小平坦诚地回答：“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我年纪大了，精力不多了，许多耗时的礼节性工作，我就不做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就让年轻干部去做吧，我们国家才会永葆活力。”

法拉奇原本以为，这些问题会让邓小平恼怒，为自己辩解和粉饰，从而达到她的目的，这是她多年记者生涯的惯用手段。

然而，邓小平表现得与她采访过的大多数人完全不同，不像西方政客那样虚伪做作，而是朴实、真诚、平和，谦逊中又透着无限的自信和坚定的底气，让法拉奇由衷感到敬佩。

最后，法拉奇又问：“请问您如何评价自己？”

邓小平再次笑道：“我自己能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说，我一生问心无愧。”随后，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犯了不少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一些错误，我也有份，这些错误可以说都是好心犯的。

没有不犯错误的人。”

法拉奇再一次被邓小平的坦诚所打动。

采访结束后，在送别法拉奇时，邓小平开玩笑地问她：“法拉奇女生，我的考试及格了吗？”

法拉奇由衷地回答：“精彩极了！”

随后，法拉奇感慨道：“邓先生，这次采访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算一次失败，但我由衷地为中国人民感到骄傲！”

后来，法拉奇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说：“在我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谈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