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法律规定，公告送达的案件应该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公告送达作为一种特殊的送达方式，在民事诉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5条的规定，公告送达适用于“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这意味着，只有在穷尽其他送达方式仍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公告送达。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的适用并非总是如此严格。有研究显示， 2019年浙江省各级人民法院公告送达率平均为10.01% ，最高的一家法院甚至达到了23.61%。这一数据反映出，在案件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公告送达被频繁采用，成为解决“送达难”问题的重要手段。

公告送达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13年1月至2017年6月期间， 因违反公告送达程序被裁定再审的案件占程序违法被裁定再审案件总数的67.39% 。这一比例之高，凸显了公告送达程序的不规范使用可能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造成损害。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知民申6号案件中的裁定，为我们理解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该案中， 原审法院向被告户籍地址邮寄诉讼文书未果后，直接采用了公告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于邮寄回单未显示签收且未标注未妥投原因，仅标注“电话无法接通”，原审法院未采取其他送达方式即进行公告送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一裁定强调了在采用公告送达前，法院应当尽可能采取其他有效送达方式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在（2020)最高法民申4185号案件中，原审法院邮寄送达被退回，原因是“该地址查无此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此情况下采用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这一案例表明，当邮寄送达确实无法实现时，公告送达可以作为最后的送达方式。

公告送达的适用不仅影响案件的审理程序，还可能引发案件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转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40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适用公告送达。这意味着， 如果在简易程序中需要采用公告送达，案件可能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

这种转换不仅延长了案件的审理时间，还可能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然而，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角度来看，这种转换是必要的。公告送达作为一种推定送达方式，其送达效果的不确定性要求法院在适用时更加谨慎，以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公告送达制度的存在，体现了立法和司法机关在程序正义与程序合法之间作出的衡平选择。它既保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因无法向被告送达而导致司法救济的缺席，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被告的诉讼权利。然而，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平衡司法效率和程序公正，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问题。

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更加严格地遵守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充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尽可能采取其他有效送达方式。同时，也应当加强对公告送达程序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其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