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有多喜爱苏东坡，就有多憎恶王安石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他直言：“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这种近乎偏执的喜爱，不仅体现在他对苏东坡生平的详尽考证上，更渗透在他对苏东坡人格的全方位赞美中。

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种全方位的赞美，几乎将苏东坡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超人形象。

相比之下，林语堂对王安石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在《苏东坡传》中，他将王安石描述为一个“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的人。更严厉的是，他将北宋国力的衰弱直接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宋朝国力之削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

林语堂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对比态度？这与他自身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林语堂极其重视个人自由和思想解放。在他看来，苏东坡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格：才华横溢、洒脱不羁、不拘小节，却又不失道德操守。更重要的是，苏东坡在政治上坚持己见，但又能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这种特质，与林语堂所推崇的“幽默文学”精神不谋而合。

相反，王安石在林语堂眼中则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他推行的新法，虽然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严重侵犯了个人自由，导致社会动荡。林语堂将王安石比作“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这种评价可谓极尽贬低之能事。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林语堂的这种态度存在一定的偏颇。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能过于苛刻。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挽救北宋的财政危机，虽然方法上存在争议，但其改革精神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总的来说，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爱和对王安石的厌恶，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他推崇个人自由、思想解放，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和思想控制。这种态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但也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情感，使得《苏东坡传》成为了一部充满激情和洞见的传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