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册立太子上演的一场历史悲剧

所谓“争国本”，实际上是关于立太子的问题，也就是未来皇位继承的问题。
若用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它本质上就像押宝，谁押中了，新皇帝即位，谁在仕途上就能扶摇直上。
所谓国本，是指太子作为皇储，是国家的根本，因而立太子的争论便成了争国本。
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广西巡按御史钱一本上《论建储》，在奏疏中批评万历拖延立太子一事，认为此举将动摇国本，引发天下危乱（《明史·钱一本传》）。
此后，廷臣们陆续以“争国本”为口实，万历称众人的说辞“根托一本，造言诬君，摇乱大典”，遂将钱一本贬为庶人。

明神宗在万历六年（1578年）便册立皇后王氏，她在中宫四十二年，没有为神宗生子，经常多病，但得神宗之母喜欢。
与王皇后同时的还有明妃刘氏，也没有为神宗生子。
给神宗生子的宫女是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宫女王氏，时间是在万历十年八月，最初神宗并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母亲找来宫廷起居注，证明王氏所生之子确实是神宗的亲生子，神宗才被迫承认并起名叫常洛。《明通鉴》卷六十七“万历十年”记载其事曰：

妃最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上意外宠幸，有娠，严令左右勿言。慈圣太后闻之，一日侍宴，取内官起居注示上，并宽慰地说：“我已年迈，未有孙。若果男儿，乃宗社之福，何必讳之！”并补充道：“母因子贵，何分贵贱。”上于是当年四月封其为恭妃……

九月，丙辰，皇长子出生，颁诏全国，大赦，免去各省三分之一的田租。

事实上， 神宗并不喜欢这位宫女出身的王氏，也不愿立她的长子为太子 。
他更钟情于万历初年入宫的郑氏。
神宗共生了八个儿子，长子为常洛；次子常溆，一岁时夭折；三子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比常洛小四岁，其母郑氏后来晋为贵妃。
郑贵妃的第四子一岁时夭折；另有周端妃所生的五子常浩，其他儿子在影响上不大。
神宗的宫廷生活主要与郑贵妃度过，所以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

中国 传统上遵循嫡长子继承制 ，立嫡立长。《春秋公羊传》在“鲁隐公元年”说道：“凡隐之立，为桓立也。
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
立子以贵不以长。
桓何以贵？母贵也。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鲁隐公是鲁惠公的长子，鲁桓公是幼子，当初群臣立隐公，是因桓公尚幼。
鲁桓公的母亲是宋武公之女，故子因母贵。
所以《公羊传》认为立隐公是摄政，将来王位还需归桓公。
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正室王皇后没有生子，而常洛之母出身低微，地位卑下，等王皇后有子再说。
实际上王皇后体弱多病，始终未为神宗生子。
万历希望王皇后去世后，立郑贵妃为后，再立常洵为太子 。
然而王皇后尽管有病，却一直未亡故，所以立太子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群臣，特别是言官为此指责郑贵妃，使神宗非常为难，这便是争国本问题的背景。

最早向神宗提出立太子的是申时行，时间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二月，那年常洛刚满5岁。
他提出的理由是按照先例，即英宗2岁被立为太子，孝宗6岁，武宗1岁，而神宗自己6岁被立为皇太子，现在长子已满5岁，有先例可循。
神宗答复道“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他想继续拖延。
随后在万历十五年、十六年，许多官员上疏请立东宫。
万历十八年，神宗召集内阁大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人讨论。
神宗表态说自己无嫡子，长幼有序，而郑贵妃也请求早立东宫，以免外界议论，但常洛体弱，想等他长大再说。
辅臣建议，长子已9岁，该读书了。
神宗点头。
不久后神宗又让司礼监召回内阁诸臣，表示要见见皇长子和皇三子。
诸臣建议皇长子已9岁了，应该从学。
神宗说他自己5岁时读书，又指着常洵说他5岁了还离不开乳母，结果册立东宫一事继续搁置。
接着在万历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仍有许多人请立东宫，神宗仍继续拖延，他说：“朕虽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
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
今将三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结果还是缓兵之计。
这又导致群臣联名上疏请立东宫并攻击阁臣王锡爵。
这次联名的群臣中有顾宪成与顾允成兄弟，此二人便是后来的东林书院发起者。

从争立太子开始，党争问题便处于萌芽和孕育之中，王锡爵在神宗及争国本群臣之间进行调和，争国本者便成为朝廷清流的前身。
而神宗与郑贵妃则成为被丑化的对象。
争论不再是冷静有序地进行，而是情绪化地对立，这种现象并非好兆头。
在大臣们的压力下，王锡爵再次上疏请立东宫，神宗也作出退让，决定三皇子俱停封，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王锡爵再度上疏，力请建储，神宗又找来阁臣商量，提议皇长子和皇三子共同出阁就读，实际上是变相的三子并封。
王锡爵认为皇长子将满13岁而皇三子仅9岁，应该有个先后之分。
因此，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神宗让皇长子出阁就学。

事情一直拖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一月，郑贵妃的亲属郑国泰上疏请皇子先冠婚后册立，因为此时常洛已满20岁，应成婚了。
次年郑国泰再次请求册婚冠。
郑贵妃的亲属之所以出来请册储和给常洛冠婚，是为了撇清外界关于郑贵妃及其家人阴谋篡位的传言。
同年八月，内阁沈一贯上疏请立储，神宗感到无法再拖了。
当年十月十五日，正式册立常洛为皇太子，册封常洵为福王，同时封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太子与诸王一同加冠。
但常洛之母并未因其子被立为太子而获封号，这次常洛能被立为皇太子，乃因神宗母亲李太后起了关键作用。
给事中姜应麟等人疏请被贬，太后闻讯不悦。
一日，神宗入宫侍奉，太后问其原因，神宗答道：“他们多是都人子。”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神宗惊恐伏地不起。
内廷称宫女为都人，太后也是宫女出身，故此发怒，光宗由此得立。（《明史·孝定李太后传》）由此可见，神宗不喜欢常洛生母乃根本原因，认为其出身卑贱。
常洛被立为太子后，神宗仍不允许他与母亲相见，直到万历三十四年，常洛得子，常洛之母才晋封为贵妃。
万历三十九年，她病危，常洛请旨探望，宫门依然紧闭，最后硬闯进去。
妃子目盲，摸着光宗衣裳痛哭曰：“儿长大至此，我死无憾！”最终去世。（《明史·孝靖王太后传》）

围绕立太子这件事，上演了一场历史悲剧。
实质上，这场悲剧的背后，争斗的焦点是未来权力交接时如何重新分配国家权力。
参与争国本之人，都是为了在未来权力再分配时占得先机，多分一杯羹，而完全无视当事人的实际感受。
常洛被立为太子后，争斗不仅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诸如妖书案等都是无端生事，弄得神宗父子极为为难。

所谓妖书的内容是讲“上立东宫出于无奈，日后势必更易，其用朱赓为内阁者，因‘赓’与‘更’同音，寓意更换”（《明通鉴》卷七十三“万历三十一年”）。
神宗为此震怒，将一些人抓捕，在启祥宫召见皇太子，说：“我之慈爱教训，你应明了；你之纯善孝友，我也了解。
近日有人捏造妖书，意图离间父子，动摇天下，我已严令捉拿正法。
你宜安心读书，不要惊惧。”（《明通鉴》卷七十三“万历三十一年”）作为王朝统治的延续，采取嫡长制，原本是为了防范诸子争斗，但在争国本问题上却成为了争斗焦点。
此外，从常洛与常洵的才能与德行来看，实在是不相上下。
明代宫廷生活如何能培养出优秀人才？身边满是阿谀逢迎的小人，实在难有真正的学识和能力。
常洵活得较长，结局却更惨。
从实际情况看，士大夫们为“争国本”而气势汹汹，实际上毫无实际意义，反而诱发了东林党争，加速了明末国家机器的崩塌。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尚书·吕刑》）将权力交接集中在一人身上，其实并不可靠，因为个人变数太大，“嫡长制”原为防争，不贤之“嫡长”仍会引发争夺。
明代朝廷统治不仅涉及皇帝的交接，还有内阁的更替。
万历四十多年间，内阁换了好几届，从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沈一贯、朱赓到叶向高，虽然有争议，有言官对阁臣的抨击，但总体上依然平稳。
然而皇位继承的争夺也波及到内阁，使其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崩溃，最终导致东林党争。

本文选自《从万历到康熙：一次历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