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4切片，很是恶臭...

《出警图卷》局部
一个叫老实人吃亏流血又流泪的王朝，再坚强，也无力回天！撷取几个片段。

01

明朝兵科给事中侯先春是个老实人，和别的官员“阅视辽东”的走形式不同，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他亲力亲为，遍历辽东的每一个角落。
他揭示了辽东的一个大问题：缺马。
古代战争中，战马是重要战略资源，对辽东这样的战略要地，战马更是不可或缺。
然而，在侯先春笔下，辽东的缺马问题却显得异常怪异。

难道那时的明朝没有马？当然不是。
明朝通过西北、西南的“互市”贸易，每年都能获得大量优质战马，甚至北方各边镇用不完这些马。
根据名臣方逢时的建议，多余的战马被杀掉煮肉，让将士们改善生活。
所以，问题不在于没有马。
而且朝廷优先供应辽东战马，这是确定的。
侯先春还提到另一件怪事：“最不堪用者也是马，最耗费国储者亦是马”。
即使是再健康的战马，到了辽东也活不了多久，很快便莫名其妙地死去。
朝廷不断运送战马，却一批批地“速死”。
这真是奇怪现象。

走遍辽东的“侯大言官”，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十几年后名将熊廷弼巡按辽东时终于揭开谜底：并不是辽东的水土不好，而是这些上好的马被军官和士兵们虐待至死，然后他们便卖掉马肉赚钱。
为何如此？因为当时的“马政”太坑了。
将士们老老实实养马，需各处送钱贿，最终赔得干干净净。
不如把马故意养死，卖马肉还能分点钱。
正如熊廷弼奏疏所言：“官与军无一不希望马之速死”。
曾经无敌的辽东铁骑，就这样“合理合法”地衰落了，最终在新崛起的八旗骑兵面前惨败不堪。

《南都繁会图》局部

02

与侯先春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崇祯初年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
明末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广州和泉州等地成为了著名的“黄金口岸”，红火的对外贸易让明朝赚取了大量白银。
根据学者统计，明朝最后七十年，单仅菲律宾马尼拉一地，就有5300万比索的白银流入中国。
日本流入的白银也有7000万两以上，甚至西方学者认为晚明至少赚走了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

为何如此多的钱，明朝却总是缺钱？时任广州府推官的颜俊彦精准找到了原因：走私，更确切地说，是官商勾结的猖獗走私。
广州的走私有多泛滥？广东学者屈大均指出，当时有官进广州，全家都其乐融融，因为他们认为“可以饕餮脂膏”。
走私手段极为简单暴力：合法出海商船必须到官员手里受贿，不然就会被扣上违法的帽子。
而走私船只要给足好处，便能堂而皇之出海。

颜俊彦还发现，当时广州缉查走私的三大衙门，即香山县衙、香山参府、广州市舶司，早已腐败透顶。
他们相互勾结，为走私船开绿灯，派战船护航，甚至帮助打压合法商人。
颜俊彦上书要求严查这三大衙门，结果从巡按御史到总督都置若罔闻，最终只有几个小吏被抓替罪。
官员们个个都从中牟利，使得“天子东南银库”的广州每年只能上交几万两关税。

03

前两人是官员，接下来要说的老实人是一名无名小贩。
根据明代典籍《金陵琐事》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生活在南京城的陆二常年以贩卖灯草为生。
做小本生意的他，本钱不过八两银子。
他从南京上船去苏州贩卖，不到半路便被各种税卡盘剥四五两银子，到青山时已囊空如洗，碰上新税卡时，陆二彻底忍无可忍，当着税官的面将灯草全部烧光，表示生意不做了。

这种遭遇不仅陆二一人经历，北京城也不例外。
万历年间，北京的工商业一度繁荣，大学士于慎行感慨，北京城的卖肉卖酒小贩都身家千万，比他这个大学士还富。
然而，到了万历中晚期，这种繁荣变成了压榨。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明朝大学士朱赓的奏疏揭示了真相：京城赋税沉重，商户纷纷破产，有门路的商户投靠权贵避税，老实商户交不起税，只能“满路哀告”，甚至“有自缢投河者”。
天子脚下的北京，也变得“十室九空”。

《武官宦迹图》局部

04

最后要说的是一位老实的小兵——崇祯宠臣杨嗣昌的亲兵俞振龙。
晚明战乱频繁，成为崇祯帝的“股肱之臣”杨嗣昌的亲兵，本是幸运，既不用拼命又能衣食无忧。
然而，俞振龙的命运因老实人卢象升殉国而改变。
卢象升是晚明著名的铁汉，一个不贪不受贿且军事才华出众的人物。
他多年征战，打得李自成、张献忠等“反王”溃不成军，是崇祯平乱的“利剑”。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入侵，卢象升慨然受命，以“督天下兵马”的身份抵抗清军。
然而，他被杨嗣昌与太监高起潜接连陷害，只能率五千疲兵与数万清军拼死战斗，最终殉国。
杨嗣昌竟然暗示亲兵俞振龙谎称卢象升未死。
然而，俞振龙坚守真相，如实呈现卢象升的壮烈牺牲。
杨嗣昌气急败坏，把卢象升尸首扣了八十多天，还严刑拷打俞振龙，企图逼他改口。
然而，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俞振龙在生命最后一刻高呼：“天道神明，无枉忠臣。”